为了明确禁止家庭暴力，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和救助，严厉惩治家庭暴力的违法行为，2001年4月修改的新《婚姻法》在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优条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家庭暴力受害人自力救济的途径，明确了公安、司法部门在反家庭暴力中的职责，以及确立了社区组织在反家庭暴力中的重要地位等等。
而2005年8月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则对家庭暴力的罪责问题规定的更加明确。为了切实保障广大妇女在家庭暴力中的人身权益，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第四十优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优条、第五十七和第五十八条条规定了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即规定了国家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并明确了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重要责任的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部门以及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救助，还规定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等等。
此外，《民法通则》、《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都对家庭暴力作了保护性的规定。而且，我国目前还有几十个地区也出台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和行政性文件，据统计，自2003年3月至2004年4月，全国已有湖南、四川、宁夏、江西、陕西、湖北、黑龙江、山西、安徽、山东等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决议》或《决定》;2004年7月22日，河北省人大通过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还有辽宁、甘肃等一些省市由妇联、公安、检察院、法院等部门联合发出的有关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通知;以及更多的地市县级出台的相关行政法规和文件。[11]
根据这些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法律赋予了家庭暴力受害者多种文权手段。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妇女，应紧紧抓住国家普法教育的大好机会，努力学习法律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形成学法、懂法、用法的良好风尚。当自己的人身权益再次受到侵害时，果断拿起法律武器与家庭暴力的违法行为作斗争。同时，执法人员也应积极学习法律知识，主动加强执法，切实文护好广大妇女的权益。国家更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与培训的力度，进一步制定针对家庭暴力的细化标准和执行细则来规范公安司法等机关的权责和健全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机制，以完善立法来加强执法。
2、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势在必行
我们庆幸不断完善的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立法在为广大妇女提供有效法律保障的同时，也由于法律对家庭暴力没有细化的标准和执行细则而导致执法不力的问题，多少会有些无可奈何。针对我国家庭暴力的问题和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呼吁立法部门尽快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就必要性而言，在我国，每年都在一定数量的家庭发生家庭暴力，尽管相对比例与国外相比并不高，但因我国人口数量和家庭数量众多，所以其绝对数量并不容忽视，反家庭暴力法律有着自己特定空间和对象;再者，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不仅可以使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的规范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我国的现行法制是一种完善，而且也是履行有关国际义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就可行性而言，我国的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已对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这就为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而日益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许多成功的国外立法经验亦可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借鉴。此外，一些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也为制定全国性的反家庭暴力法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12]
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时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明确家庭暴力的概念。(2)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3)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4)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5)明确公安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6)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7)明确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作用。(8)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9)明确规定家庭暴力的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三)健全社会综合文权机制
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比社会暴力更具有潜在的危害性。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对施暴者进行惩处，是有效遏制家庭暴力，保障妇女权益和推进我国法治进程的一个良好征兆。
不过，《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遵循“充分尊重公民的私权，以私人自治为主，国家公权适当干预为辅”理念。何况婚姻家庭是夫妻及其家庭成员私人的自治空间，理应成为国家公权审慎介入的“特区”。社会性质的调节组织、心理咨询组织、婚姻家庭救助组织等社团在预防和调解家庭暴力方面往往可以发挥特殊作用，其效果显然比公安、司法机关不近人情的制裁性干预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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