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在黄土高原上的嬗替
任继周 草原学专家。1924年11月7日生于山东平原。 1950年毕业于南京前中央大学。历任甘肃农业大学教授、副校长、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所长。并曾任中国草原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草业协会副会长等职。现任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草原科学的教学与研究。
一、文化圈，畜牧文化圈，农耕文化圈
文化圈，也称文化景观，是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经过人类活动所形成的可以辩识的自然-社会的空间实体。它包括有形的自然事物，如森林、草原、水体、山川等，也包括含有较多人类活动烙印的事物，如农田、房屋、道路、服饰等，还包括文化要素的语言、文字、心理状态，以至特定的生活气氛。
文化圈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在相对隔离的条件下，自然环境条件与人类社会活动长期同化的结果，因而它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两者的矛盾统一体，可以把它看作自然-人文的生态系统。它的内部，存在一定的结构和功能。
作为社会物质基础的生产系统，当然是任何文化圈发生与发展的前提，也是为保持其文化特征所最有权威的一种“文化迫力”。
在这里相对隔离的条件是必要的。这种隔离，如大山、大海的自然阻隔，人种、语言、社会结构等社会活动的阻隔，以及民俗、宗教、价值观等心理习惯的阻隔。
黄土高原上存在过的畜牧文化圈与农耕文化圈，就是在这种相对隔离的状态下，通过文化圈内部各个组分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构-功能体，亦即自然-人文生态系统和与之俱来的生态系统的“序”。
“序”从本质上说，是内在的、自生的系统的构架。“序”一旦形成，它就趋向于保持自身的稳定。
“序”是任何较为确定的系统所必需具备的。否则，将不可辩识，也就不成其为系统。这种“序”的产生，往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不自觉的过程。
文化圈内“序”的产生，因为是不自觉的，因此，常常受到不必要的、不自觉的干扰。但这种干扰不管多么强大，多么持久，只要没有超越它所能够承受的弹性阈限，系统内部所固有的“序”，仍然顽强地，有时是曲折地给以适应、修补和自生；并最终还是有所表现。因而农耕文化圈和畜牧文化圈都是稳定的实体。稳定，意味着固有的排他性。
农业文化圈，它含有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作为人类文化最初的生长点，它的稳定特征尤其明显。这是因为原始的农业生产是相对封闭的；农业生产周期较长，生产方式改变较慢，“传统”较易保持；农业生产更多的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而自然环境是相对稳定的；农业社会结构较单纯而稳定。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有明显的区别。
但是文化圈的隔离状态一旦被打破，不同的文化圈必然发生交融而出现新的组合，从而产生新的“序”。尽管文化交融主要的进程是单向的，即较高水平一方涵盖较低水平一方，但不可避免地，较低水平一方的某些成分也渗入较高水平一方。从这一意义上说，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的交融，不是某一旧的文化圈的简单扩大，而是新文化圈的诞生。从生态系统的理论看来，这是两个系统，即农耕生态系统和畜牧生态系统的耦合，也就是更高一级系统的诞生。
这种系统间交融的特征，可以表现于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域，如同时存在的农耕区与畜牧区，我们称之为空间特征；也可以表现于同一地域的不同时代，如农业发展史中的不同历史阶段，我们称之为时间特征。
而中国的黄土高原以其悠久的农业历史，广大的空间分布和处于农耕文化圈及畜牧文化圈过渡地带这一特色，则表现出两个文化圈交融的特殊轨迹。
二、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的嬗替轨迹
黄土高原是华夏文化的摇篮。其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的更替颇具典型意义。
传说中，黄土高原曾经率先出现了中国农业的第一代始祖伏羲氏（相传出生于今甘肃省天水市）和以伏羲氏为象征的畜牧业及其相应的畜牧文化圈。
随后又出现了农业的第二代始祖神农氏（相传出生于今陕西省的歧山），他象征农耕文化及其相应的农耕文化圈。
这两位先哲细节的真实性也许可以商榷，但他们所昭示的历史背景却给我们以启示：黄土高原曾经出现过互相嬗替的畜牧和农耕两个文化圈。
两个文化圈之间的嬗替过程应是漫长的，大约始于6000年前，西安的半坡村文化应属此类嬗替的转折点。
在两个文化圈发生时间嬗替的同时，不同的民族，以其相对封闭的文化圈，也同时存在于黄土高原及其邻近地区。随着各民族势力的消长，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也发生空间的推移和交融。
从有史可考的年代算起，大约4000多年以来，黄土高原的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嬗替极为丰富多彩。 农耕文化圈在黄土高原一步一步地扩大，畜牧文化圈一步一步地缩小。经过1000多年的角逐、融合，直到公元200年左右，秦国以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才使农耕文化圈在黄土高原的东部站稳脚根。又过了1000多年，从14世纪以后，农耕文化圈在黄土高原才取得绝对优势并稳定发展。
在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两者的嬗替过程中，在两种文化圈的结合部，逐渐形成了若干具有两者烙印的结合点，这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分布于传统农耕区与畜牧区之间的“茶马市场”。它们较为著名的，从北往南数，有华北的张家口、陕西的榆林、甘肃的洮州、四川的西昌、云南的大理。在这里文化的交融，异化为产品的交换，而产品交换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如通过产品的使用会作用于生活习惯、审美观点以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等等。通过两个文化圈的物质的和文化的交流，实现着两个文化圈的渗透。
不同文化圈互相渗透，新的文化圈形成过程中，尽管较为先进的一方，看来近乎同化了较为落后的一方，但落后一方的文化烙印，已经深深地留在了这个新的复合体中。且不说汉朝的苜蓿、唐朝的胡琴、元朝的胡同、清朝的旗袍和满汉全席，都来自较不发达的文化圈，就连已经几乎被完全“消灭”了的印地安文化至今还经常出现在美国的服装、语言乃至“西部片”中。黄土高原上畜牧文化圈的淀积则表现为陇东苜蓿（关中苜蓿的前身）、早胜黄牛（关中黄牛的前身）和与之相应的生产、生活等许多方面的表现。
文化圈既是不停地发展变化的，也是具有稳定的深厚淀积的。
三、文化淀积对黄土高原农业生产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淀积，在同一地区，可以出现不同的农业生产倾向。
同是一个黄土高原，当来自畜牧文化圈的游牧民族占优势的时候，倾向于发展畜牧业；当来自农耕文化圈的习惯农耕的民族占优势的时候，则发展种植业。从上述的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的嬗替轨迹，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文化淀积作用的倾向性。
由于两种文化各自保持了自己固有的倾向而少有发展，因而几千年来，黄土高原的农业生产处于质变不多的嬗替之中。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科学技术停滞不前，二是商品经济发育不足，甚至某些时期还有一些倒退。
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农耕文化圈的封闭式的、古老的以植物性生产为主的农耕文化传统，越来越在黄土高原居于主导地位。
几千年来，黄土高原在人口不断增加，垦殖压力不断加重情况之下，从50年代到70年代，又执行了“以粮为纲”的政策，强调各地口粮生产自给，文化圈的内部和外部产品交换系统阻滞不畅，把视野局限于谷物种植，不但基本取消了畜牧文化圈的有用部分，也极大地伤害了农耕文化的合理内核，如不适当地扩大耕地，过分开垦了草地和林地，倒茬轮作的程序被打乱，招致土壤肥力的破坏，在造成水土流失、土地瘠贫的同时，也导致了文化圈本身停滞和贫乏。
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文化圈产品交换系统发育受阻的同时，人类赖以生存土地资源受到严重破坏。
土壤有机质由3—5％下降到不足1％，甚至不足0.5％。在当地的条件下，土壤有机质每降低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每一毫米降水量减收半公斤谷物，那就是每公顷减少了3吨到3.75吨的收成。
水土大量流失。每年16亿吨泥土流入黄河，把这些泥土培成高宽各一米的长堤，可以绕地球9.1周。这对下游造成了无穷的祸害。
随着这些土壤的流失，大约相当40万吨氮肥和大量土壤中的营养元素付诸东流。这相当1990年甘肃省全年化肥使用量的一倍多。
这样的水土流失，使平坦、肥活的陇东高原，被割切得支离破碎，沟壑吞食了70％的土地。有的地方，沟壑占去了94％，平地几乎不复存在。
原来是著名粮仓的董志塬，一度成为缺粮区，倒要从外地调入口粮。近几年抛开了“以粮为纲”的口号，尽管人口增加的压力未减，但口粮已经可以自给。
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在黄土高原的中心董志塬所做的实验证明，把畜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土地利用方式适当结合，可使光能利用效率提高40—90％，水分利用效率提高一倍，作为土壤肥力指标的有机质，三年内可以提高24％；从而在减少化肥用量70％的情况下，反而使产量提高了40％，牧业产值达到40％，纯收入提高了1.7倍，水土流失量只有原来的2—4％。这个贫困地区的人均产值，居然超出当时全国平均水平的34％。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在固原上黄村，以扩大林草植被为突破口，调整土地结构，只几年时间，粮食单产提高2.1倍，总产提高97.6％，人均纯收入增长6.4倍，水土保持达50％。
从以上这些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背离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反差。
这仅仅是把两个文化圈的土地利用习惯，加以初步调整，就产生了这样明显的效果。如果进一步加以优化，使之达到两个文化圈的系统耦合，其生产潜势将是难以估量的。
四、结束语
黄土高原曾经存在两个农业文化圈，亦即农耕文化圈及畜牧文化圈。它们在黄土高原的农业发展和民族融合中都起了历史性的作用。
就黄土高原本身的农业发展来说，畜牧文化圈发生在先，农耕文化圈后起，但就黄土高原的多民族来说，两者长期并存，互有消长。数千年间经过11个阶段，8次嬗替，最后农耕文化圈稳定于黄土高原。
综观其嬗替规律，农业这一自然-社会综合系统，既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也受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在自然背景允许的条件下，文化因素起决定作用。
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具有广谱性，它既宜于畜牧生产，也宜于农耕生产。正是通过文化圈的作用，发生着畜牧生产系统与农耕生产系统的多次嬗替。
在黄土高原的具体情况下，由于农业耕文化系统较畜牧文化系统为先进，经过长期、反复融合，农耕文化圈终于占据了黄土高原。
但黄土高原的农耕文化圈，迄今为止，长期停留在汉民族习以为常的单纯种植业模式。它还没有能力，或没有来得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把畜牧文化圈与农耕文化圈两者的长处结合起来，更谈不到通过较为完整的系统耦合，建立新的、更高层次的农业生态系统。目前，在“开放”的大局下，农耕文化圈所固有的超稳定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较多的保守性和排他性已经有所松动。
希望过去那种长期处于生产水平不高，但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却日甚一日的严重状态，会逐步有所改善。人类对于黄土高原“破坏与征服的历史”应该结束了。
部分科学工作者在黄土高原初步进行的工作，亦即畜牧文化圈与农耕文化圈某些组分的初步结合，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远未达到两个文化圈耦合的水平。如前所述，文化圈的形成，应以建立包含产品流通的生产系统为前提。耦合的生产系统长期发展，不断完善，直到足以建立自己特有的文化圈时，这一过程才完成。
我们翘首企望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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