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李(Edward L. Glaeser)
美国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 工作论文11511号 2005年6月
摘要
本文回顾了国家间关于不平等的五个显著因素。正如库兹涅茨(Kuznets)在1955年首次发表的著名论文所指出的，不平等随着收入的变化先升后降。越不平等的社会，越可能缺乏民主或是重视产权的政府。不平等的社会较少有再分配，而且我们还不知道：是再分配减少了不平等，还是不平等减少了再分配。不平等和民族或种族的多样性是高度相关的，是因为民族间不同的教育遗产，还是因为种族的多样性减少了再分配。最后，美国比其他多数发达国家，存在着更多的不平等和更少的再分配。
1、引言
本文认为：经济影响政治的程度和政治影响经济一样取决于政治经济的核心。这种因果循环是研究政治经济不平等的中心。民主，政治稳定和行政约束都更容易出现在较为平等的社会。国家的政策朝向再分配和人力资本，均可以使社会更加平等。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回顾了引起不平等的原因。近些年在发达国家中增长的不平等现象，部分是技术变迁的结果(Katz和Murphy，1992)，但政府的政策会影响这些技术变迁术在不同发达国家的效果。(Hanratty and Blank，1992)。国家间在不平等上长期以来的差异，可能反映了该国的殖民主义和农业结构，但最初在不平等上的差异同样受到政治制度，政策和体制的影响，这些都会加剧经济上的不平等。(Moore，1966，Engerman and Sokoloff，2002)。
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我回顾了不平等和政治间因果链条的第二半——不平等对政府的影响。在中间投票人模型中，不平等预示着更多的再分配。但是，较大的不平等可能意味着，富人拥有更多能用来减少权力的财产。假如贵族们都选择能够保护他们利益的独裁者，或是假如穷人们都转向了忽视财产权力的一方，那么贫富差距也是可以损害民主和法律制度的。
在这篇论文的最后一部分，我转向分析特殊的问题——“美国的特例”，指的是：为什么美国较之欧洲会有较少的再分配和较多的不平等。“美国的特例”是在数次国内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下，种族的多样性和欧洲政治体制影响的结果。大量有力的证据都证实了种族的多样性会减少社会福利，而美国的种族远多于欧洲。美国的政体包括一个控制国家福利过于优越的多数人政府以及联邦制。但欧洲国家却缺乏可比的制度。这些国家间不同政治体制不是外生的，恰能反映早期欧洲的君主制被暴力推翻后，欧洲宪法由左翼政党改写的事实。
2、引起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大多数关于不平等的研究都把焦点集中在收入上，但不平等同样也可以通过健康，消费或是其他能合理代表福利的因素来表示。健康或消费较少地受到短期收入冲击，一生收入不平等要比暂时性收入不平等更为重要。但是，大多数情况由于健康和消费的数据提供不够充分，大部分实验工作的重点只是集中在对年度收入数据的研究上。因此，我根据经验将研究集中在那些可变数据之上。
衡量收入的不平等也需要把收入再分配，健康或消费的数据转换为在研究工作中可用的单一的标准化的计量单位。这类问题类似于文献中产业组织的市场集中度。测量收入不平等的最普遍的方法是由450线和洛伦茨曲线得到的基尼系数，其显示的是收入再分配的累计。第二种方法是通过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拥有国民收入的比重来衡量，例如，最富有的百分之五的人口拥有的总的财富。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变量事实上比基尼系数展示得更多，尤其假如我们有兴趣知道不平等的产生是不是因为“富人特别富或者是穷人特别穷”。由于不同的测量方法通常都是高度相关的，虽然不同的测量用不同的方法但通常会得非常相近的结果。(Person, Tabellini和Alesina, Rodrik的比较，1994)
一段时间内的不平衡
这些理论上的测量方法被研究者应用于实证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关于不平等的事实。其中最有名的相关曲线是在图表1中展示的Kuznets（1955）曲线。当一个国家变得富裕时，收入的不平等会先升后降。这条曲线显示：在工业化初期的发展阶段，不平等是最大的。的确，美国历史显示在20世纪中的前十年是“大萧条”时期，（Goldin and Margo，1992）相应地，在1950—1975这段时期内也是平等的，但随后在美国的“黄金时代”和预期萧条前，就出现了巨大的不平等现象。图表1中也说明了“美国的例外”，即美国的不平等要远大于其他同等收入的国家。
Kuznets曲线不仅仅只是经济现象；它也反映了政治因素。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在传统的工业化国家，政府较少尝试去再分配。当工业化进行的中期，政府几乎普遍地在再分配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这就是为什么随着发展，不平等的现象会减少。再分配的增加有三个原因：发展通常与政府规模的扩大相联系，因此可能是政府能力的增加；发展在部分过去相对贫穷的城市意味着更好的教育和政治权利；而且发展使得分散的农业劳动力转变为一群有待被组织的受过教育的工业劳动者。
出人意外的是，Kuznets曲线显示当时接下来在美国国内存在巨大的萧条，否则从1975年以后不平等就会有一个显著的增长。Katz和Murphy（1992）总结指出：美国这个时期不平等的增长似乎是由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引起的。对技术需求的增加可能是众多因素变化的结果：包括基础科学技术的变迁，贸易的增长和全球化，手工业和家庭小作坊的减少。值得骄傲地技术进步是引起更大地不平等的原因（Autor，Katz and Krueger，1998），但也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大多数的教授似乎都相信在美国不平等的增长是经济的结果，反对政治的改变。可实际上影响这些经济变化的因素部分是由政治信号决定的。技术变革和世界贸易的增长以相同的方式影响着大多数的发达国家。甚至于美国，相对可比的大多数国家也已经历了更多不平等的持续增长（Picketty .Saez，2003，Blau.Kahn，1996，Hanratty .Blank，1992），经济似乎不能独立的解释不平等为什么在美国国内增长地如此快。
政治因素确实在美国越来越快增长的不平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收入再分配的顶端，美国较少的累进税使美国人更容易变得富裕，从而刺激美国人获取更大的财富。（Picketty,Saez，2003）。在欧洲工会拥有较强的权力,工会的集中谈判增加了工业工人和其他中等收入工人的平等权利（Blau ,Kahn，1996）。工会组织一般都会为其成员的不平等做斗争，可能国家的不同破坏了工会组织的内聚力或者是工会组织内的民主是虚伪的。在收入再分配的底部，均衡性失业的好处和限制性劳动力市场管制确保了较少的欧洲工人会自愿失业，因此这些都排除在衡量收入不平等的范围之外。
几个国家间的不平等
假如改变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引起其他国家不平等的原因主要归咎于技术变迁，并且政府对这些技术变迁负责，那么国家间不平等的差异更经常是技术再分配的不同引起的。通常平等的国家，像在斯堪的纳文亚，人口普遍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因此技术再分配比较频繁。相反，尤其是不平等的发展中国家，像巴西在受过教育的城市精英和很少受教育的农业工人之间存在着多种技术再分配。
5、结论
公共政策中涉及不平等的研究远还没有明晰。Alesina，Rodrik（19994）提出不平等会阻碍增长，因为不平增加了政策再分配的昂贵费用。按照这一模型，
再分配会造成不平等。有关文献中关于政治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案。但它也表明，不平等的改变可能以长期地,物质地,通常是公平的方式来反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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