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第2页
⑨一个新学科，结构主义意义上的符号学诞生了，它消解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因为这些不同学科都离不开语言。那么结构主义一词中的“结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另一个结构主义者做了这样精彩的解释:“对一个信号的说明是在另一个信号中得到传达的，我们把所阐述的这种性质称作结构。”10。注意，所谓“另一个信号”，即另一个能指，这里实际上说的是“能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这就叫“结构”关系，它是“横”的关系而不是“垂直”的与一个所指或意义之间的关系。理解这一点对我们以下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
探人的分析仍然需要抓住“乱伦禁忌”:“乱伦禁忌是一种相互关系的规则……它的内容并不是在这种禁忌的事实中消耗殆尽的:这样的事实只是为了直接或者间接地保证建立起一种交换才被设立起来。”11这种交换规则是在婚姻领域女人“流通”现象中被发现的，它建立起一种社会交往的真正结构，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相互关系。当它说到乱伦禁忌时，没有停留在对这一文明事实进行道德上的评价，也不是谴责乱伦给心灵造成的痛苦，而是借助乱伦禁忌的规则建立起社会关系的交换价值:“与其说乱伦禁忌是一个禁止与母亲、姐妹或女儿结为配偶的规则，不如说是一个被迫把母亲，姐妹和女儿奉献给他者的规则，它尤其是一个赠与(don)的规则。”12。就是说，列文一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要害不是立足于词语上的禁止，而是开放，(女人或者男人)向陌生者(他者，与自己没有直系血缘派生关系)开放，这是社会得以建立的基本原则，是种族健康和智慧开放的必要前提。这就是符号意指关系的基本特征，从这里展开了社会的丰富性。
通常认为，结构主义的兴起与萨特为毕业论文
http://www.Lwfree.cn/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的衰落是同时发生的:后者是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运动在法国的一个回音。结构主义的基本倾向与现象学所谓意识的意向性是背道而驰的，结构主义把萨特的存在主义当作一种宣扬“主体性的哲学”，认为萨特意义上的“人”只存在于他的意识意向性中，并以这样的“存在先于本质”作为自由的根据，这与结构主义理解的“自由”(比如，索绪尔提出的符号任意性原则)简直是风马牛不及，因为语言“结构”力争消解的正是意识的主体性。但情况又是复杂的，列文那斯的人类学和梅洛一庞蒂的现象学都有别于萨特的现象学，后者可能有资格代表法国的存在主义运动，但是并不能代表法国的全部现象学运动。或者换句话说，现象学，或者列文那斯和梅洛一庞蒂的现象学与结构主义并非没有联系。1960年，梅洛-庞蒂为了使哲学家了解语言学成就，出版了《符号》。13。在这本著作中，他对作为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的索绪尔语言学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的看法可谓一语破的:“索绪尔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符号并不意指任何东西，与其说每一个符号表达一个意义，不如说它标志着一个符号自身与其它符号之间的一种意义差异。”换句话说，所谓“意义”不过是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脱离这种关系绝不能达到意义。梅洛一庞蒂肯定，索绪尔语言学的成就在列文一斯特劳斯那里导致社会学与哲学之间界限的消解，从此要靠一种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设定”解释我们的经验。在这里，梅洛一庞蒂与列文一斯特劳斯接近而远离萨特，他以列文一斯特劳斯的口吻这样说，“社会事实既不是物也不是观念，而是一些结构……于是任务在于延伸我们的理性才能理解在理性之前并超越理性的另外一些东西。”14。就像列文一斯特劳斯探讨的原始理智。
结构主义的因素不是被发明的，而是被发现的，因为从前的西方哲学主要把语言和文字当作表达思想的工具(就像德里达说的，文字与心灵比起来是一个“无”，一个奴隶)，而很少从语言本身考虑(在这个意义上，结构主义注重语言形式本身确实是一种思考方向上的革命)，但这并不是说前人从来没有注意语言形式的重要，在“U Cratyle"篇中，柏拉图就曾经注意到关于自然与文化关系的两种不同的解释:Herinogene认为指派给事物的名称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下任意选择的结果;Cratyle则在名称中看到了自然的烙画，一种根本上反映自然的关系。显然索绪尔持前一种观点，他的追随者德孔布还在莫里哀的喜剧《有产的贵族》(Le bourgeois gentilhomnte)第2幕第2场中发现了结构主义方法，并认定莫里哀是结构主义的开拓者。15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情节:茹尔丹(Jour-slain)先生想写一封信给一个侯爵夫人，为了向她说:“美丽的夫人，您纯情的眼睛使我爱得要死!”德孔布声称，这个简单的陈述至少能发生在5种不同的场合，可以在120种不同的置换转移中被拆解掉，即变化内涵。索绪尔建立的现代语言学最要害之处，是确认符号的任意性和差异性原则:“语言的价值系统不是由内容或实际经验所构成的，而是由纯粹的差异性构成。索绪尔提供了对语言的这种解释……雅克布森则第一次使用了‘结构主义’这个名称。”16
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这样评价结构主义诞生的意义:“正是在索绪尔那里，发生了一场认识论的变革:类比取代了进化论，伪造(imi-tation，这个词还有模拟、模仿之意)代替了派生。”17一种语言的民主，语言的契约，一切都在语言之内。语言不是连接一个可见的事物与不可见的符号之间的桥梁，而是在一种任意的连接中，把一个“概念”与一个音响形象连接起来。这种任意性实际上把实在、所指、意义、观念、概念排斥在研究领域之外，总之是把所指对象悬搁起来，把必然和确定的因素，把黑格尔“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悬搁起来，并通过类比、模拟、“伪造”等方法，最大限度地诉诸于符号在任意性中无数差异的可能性或偶然性。符号((le signe)不是在象征意义上的符号(symbole)，因为符号排斥深度，排斥观念、排斥任何实体、实在、基质性的东西，就像索绪尔说的，“语言是一个只承认自己序列的系统。”—“语言是一种形式，而不是实体、内容、实在。”18。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所指”(signifie )，当索绪尔说“所指”是一个“概念”时，当他说“能指”(signifiant )与“所指”好比是一个树叶的正反面时，实际出场的只有可感的声音或字形，而“所指”只是一个absence(不在，缺席，无)。语言学字典正是这样定义符号的:“符号同时是标记痕迹和缺失，在起源上是双重的。”19。换句话说，“能指”总是与一个(对象的)缺失相连接，一种连接双方的不对等、不对称，一种中断性的连接，一种不可能的连接，这样的关系就是索绪尔所谓“意指关系”(signification)—注意，这也是理解被认为出奇晦涩的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关键之处—拉康利用了扭曲、差异、不走直线状态下的“能指”，而压制“所指”的作用。符号的这种扭曲一差异强调语言本身的特征，自己内部的变化。
以上的“缺失”也是主体或意识的缺失，或者人与作者的缺失，因为在索绪尔那里，所有的研究都不超出语言之外，以致于结构主义的研究只把语言、符号、代码、文本当作研究对象，言说的主体或者说话的人是谁并不重要。索绪尔这样说:“语言并不是说话主体的作用，而是个体消极登录的产物……语言( langue)不同于说话(parole) ,是一个可以与说话分开加以研究的对象。”20。这也是现代语言学之“科学”含义:它以自身为研究对象，与人的意识无关，语言学应该摆脱心理学。
这里，我们还要追溯到创立了“结构主义”一词的雅克布森。作为一个重要的资料证明，我们不应该忽视他提到自己与胡塞尔思想的密切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还远没有被揭示出来:“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也许对我的理论工作有最大的影响。”21。雅克布森是俄国人，却在捷克“偶然地”促进了西方结构主义的发展，他于20世纪20年代在布拉格组成了一个有共同兴趣的学术圈子:他们探讨自然语言、文化语言、诗的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从中发现音位的结构，并且把他们的学派命名为“结构主义”。这个学派的精神来源有三: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胡塞尔现象学。
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法国结构主义才真正崛起，除了列文一斯特劳斯，法国早期重要结构主义者还有罗兰•巴特和拉康等人。1953年，罗兰•巴特出版了对法国文学批评界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写作的零度》。这是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它显然与毕业论文
http://www.Lwfree.cn/当时风头正劲的萨特与加谬的存在主义文学不相吻合，就后者寻求写作和表达的深度和价值语言而论，仍旧被看作是与传统藕断丝连。所谓“写作的零度”，首先就是与传统写作一刀两断，使文字从书写的内容中解放出来，使语言不再被当作表达的工具，而是“表达”本身;其次，所谓“零度”，就是说写作与观察的经验内容无关，因为所谓“内容”只是在文字的相互位置中建立起来的。这里的“相互位置”又可比拟为列文一斯特劳斯讨论的亲缘关系，像是一种约定(或者公约、语法)，一个图式但不是事实本身。这里罗兰•巴特已经接触到一种文学上的新感觉，它是法国20世纪50至60年代盛极一时的所谓“新小说”的指路明灯，它完全在传统小说的判断标准之外。在新小说看来，传统小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小说，是宣传的工具，其典型代表就是巴尔扎克的作品:它是一种单调或单线条的文字描写人物与情节。新小说的显著特征是语言形式卜的多样性:写作是从缺失开始的，从荒芜静寂中开始的，就像罗兰•巴特说的，创造“写作的空白”，这不是普鲁斯特式的寻找失去的时间，而是寻找一个空间场所。这个场所的特征就是它还从来不曾存在:一个任何观察和经验中都不曾存在的场所，这才是罗兰•巴特眼中的文学:“文学成为语言的乌托邦。’，22。
从1954年到1956年的两年间，罗兰•巴特几乎每个月都为《新文学》杂志写一篇文章，这些文章于1957年汇集成《神话学》一书。他批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好像是一种神话，记录由说话的人或者主体操纵的意识形态语言。罗兰•巴特接受索绪尔的“共时性”(synchronique)语言学，即只关注语言的形式方面在空间上的“同时”呈现和排列交换关系，一种排斥所指的共时性。
在“无意识”这个共同话题下，精神分析理论与结构主义有共同之处。在这方面，拉康是弗洛伊德正统精神分析理论的反叛者，因为在他的本文源自优文论文网讲座中，引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他提出“无意识观念不过是由他者构成的结构，他者是完全不能回到自身的相异性。”拉康理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他1932年的博士论文，他研究了人格(pesonnalite)构成的不同阶段。1936年，在第十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拉康进一步完整地表述了他的立场:人格形成过程中有一个镜像阶段，这个阶段表现在6-8个月的婴儿那里—孩子先是把自己映在镜子里的形象当成别人的模样，并且试图识别之;而后是想象的阶段，婴儿在偷窥中发现镜子里他者的模样并不是一个真的存在物，而是一个图像;在最后的阶段，婴儿发现了自己本身，知道那个图像就是他自己的模样。这个过程的关键之处在于:婴儿或者一个主体是从一个想象的异化(alienation，这个词的其它含义是让与、精神错乱、疏远等)构建自己身份的，或者说是通过一个诡计或圈套建立自己的身份。
拉康把上述过程解释为“我”的实际形成过程:“我”的作用并没有到达真正的“我”，而是一个与自身不同的他者，一个“结构”的十字路口，总是逃避“我”或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者”，所以要在这样的“我”一“存在者”上面划叉，暴露出它所遮蔽的痕迹。拉康上述婴儿的镜像阶段和索绪尔的共时性语言学一样回避时间或历史性概念，人格的全部历史已经在镜像阶段“同时”展开了。
拉康在1953年读了索绪尔的著作，他把后者的术语引进了精神分析领域，他这样说:“精神分析的经验在无意识领域发现的正是语言的结构。”23“拉康在这里意味的不是建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而相反是建立意指关系的障碍。”24。因为，“在意指(signifi-ant)中所指(signifie)在连续不断的滑移。”25。所以目光(注意，这目光并非来自主体)关注的中心不在是主体，而是意指的效果。这个效果就是:一个意指不断地使自己向另一个意指献媚，这就是书写与说话的实际情形，它产生无意识的效果，像是密码。近代以来“我思”或“自我意识”的同一性不过是虚构的神话，因为实际上并不存在确定的“我”。拉康以幽默的口吻反驳笛卡尔的著名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因为我不在的场所才有我思，故我不思的场所才有我在。”26拉康这样说的要害是排除近代以来“主体”在认识论领域的中心地位。按照这样的解释，在拉康眼里，弗洛伊德就是“第一个结构主义者”。
从以上分析的道理可知，在拉康看来，“能指”总是压倒“所指”，并且形成一个连绵不断的能指链条。在这个链条中，“所指”不间断地变成“能指”，即符号没有一个终极的内容或者目的。换句话说，“表达”的内容也是一个符号，需要由另一个符号加以解释，并因此形成了一个无穷尽的链条。这情形像失去“我”，或者说“一个”个体中有无数不一样的“我”，这有些类似于精神分裂症。用法语表示，可以把这样的情形描述为L' alteration，它意味着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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