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州事变看乾隆年间民变的政府对策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甘肃元顿教首王伏林自称弥勒佛转世，倡言天下末劫，欲借召开龙华大会之机，取河州占省城，后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而失败。此案是有清一代西北地区由秘密宗教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民变。马西沙先生较早利用档案材料对河州事变作了描述。①清朝中央与地方官员在镇压河州事变的过程中，采取了许多有效的处置措施，迅速控制了局势。笔者将在分析这些具体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乾隆朝民变的政府对策。
一、王伏林及其元顿教
王伏林，乾隆五年（1740年）生，甘肃狄道州沙泥站红济桥人，曾出家为僧，后还俗。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王伏林来到河州，兴立元顿教，“因入教的人名单内系朱笔标的，又名红单教”，亦称“悄悄会”。教内有《十转经》、《弥勒真经》等宝卷，“说的都是古佛临凡，欲度有缘的话”。教徒入教时，教主先传授三皈五戒，命其“每早吸日光三口，能避水火”。王伏林自称弥勒佛转世，其母系五圣老母转世，其妹系观音老母转世，自己法力甚大，能点石成金，有避火的咒语，不怕刀兵水火，如拜他为师可以消灾延寿。为号召徒众，王伏林诡称其母“有件扫霞衣，凡投在他门下的，他把姓名写在衣上，待天上星辰全时，作起法来，将衣轮转，要何星附在何人身上，那星就会掉下来随在人身，那人得了星宿，就猛勇无敌，一切不怕”。王伏林常住在河州教徒张志明家中。张志明向人宣称王伏林是弥勒佛转世，要度有缘人，入了他的教，日后有好处，并称“现在是末劫之时，从了教主王伏林，就遇劫不死”。党日清、支文召等人或拜王伏林、或拜张志明为师相率入教，并在四处广为收徒。
王伏林在元顿教中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组织系统：大教主、正教王：王伏林；二教主、北霸天、休乐王：张志明，系世界佛三教主；三教主、东霸天、迎春王：王九儿；四教主、西霸天、相继王：石忠信；南霸天、焰摩王：王得彦；军师：赫天祥；将军：王丙顺；八卦头领：坎卦党日清、艮卦王丙信、震卦沈显义、巽卦支文召等；金刚：党善宗、罗存法等；十二星：黄国其、王天宗、孔玉珠等；二十八宿：壁水狳何宗信、娄金狗罗常三、斗木獬王开住、角木蛟王和尚、女土蝠王桃花保等。尚未封全。
二、河州事变的经过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九日，二教主张志明将石忠信、支文召、王丙信、党曰清等人招到罗聚洪家商议起事计划，约于十一月十二日先派人到河州城里埋伏，夜间率众攻城，得了河州，十五日去抢兰州。后据教徒杨伏龙供称，其起事源于《十转经》宝卷中有“头一转在河州开荒下种”，教内又有“正月里，春花开，万寿宫里显道来”之说，“故此要在河州会集，先取了河州的印信，就往兰州坐万寿宫。到了万寿宫，现出当来佛，众人就扶他（王伏林）为首。”张志明又令众人在乡里广造舆论，定于下月初四日起在白塔寺王家坡“同建龙华大会，救度众生，若有携带家口前来赴会的，功果圆满，点金赐予众人，全家都有好处”。十一月初四日，王伏林、张志明、王九儿等在王家坡王丙信家竖起三幡，每日念经。“那些乡民听得活佛度世，都听信了，带了家小纷纷聚会，约有一千多人”。王伏林命前来赴会的这些“有缘人”，都在衣服后领上挂一块白布作为记号，并吩咐按五方五色（东青，南赤，中黄，西白，北黑）各穿衣裤，如郝天祥“是北方，即穿黑裤”，以为旗号。王伏林还派人在王家坡各巷口严密防守。初五日，甘肃河州知州杨赓飏闻知白塔寺有人结会竖旙念经，遂命令捕役前去查拿，并立即将情况报知陕甘总督勒尔谨。当日，教徒王存儿、王桃花等人在王家坡“各执刀棍拒捕，殴伤快役七人”。初优日，杨伏龙带领所招教徒300余名到达王家坡。初七日，王伏林派石忠信、郝天祥等7人至河州城探听消息，旋被拿获，供出起事计划。杨伏龙等少数教徒人心里害怕，遂带家眷逃走。但大部分人只听各自教主的，仍留在王家坡。
陕甘总督勒尔谨于十一月初八日接到河州知州杨赓飚的禀报，“想系邪教滋事”，即派遣按察使李本等人前去查办。初九日，勒尔谨接杨赓飚续报王家坡教徒聚众殴差，认为事态严重，当日飞奏乾隆帝，并亲赴河州督办。在调齐兵力后，勒尔谨于十三日率领标兵300名，河州协属兵200名，以河州协副将西德布为前队，自己为后应，丑时出发，未时赶到王家坡。王伏林与张志明、王九儿等人披发伏剑，口中念诵咒语，其母亲、妹妹分执黑白二旗，率领二三百人，各拿朴刀、木棍、流星出村列队，拒敌官兵。王伏林对教徒们说，“你们不用害怕，年老的手执三炷香，口里叫天，自然有神灵保护；年少的持着木棍抵挡，我们都有法术，能避枪炮。清兵施放鸟枪，王伏林等人全无畏惧。清军副将西德布见王伏林仗剑诵咒，遂一箭将王伏林射倒，督标马兵谢崇文上前“用刀砍毙”。清军随后并力进攻，众教徒抵挡不住，躲进村内，将村门关闭。把总杨化禄用力将门推开，清军一拥而入。自“申时起至戍时正，将拒捕各犯或生擒，或杀死，立即完结”，教徒被“杀死四百四十四名口，生擒五百二十二名口”。一时间王家坡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王伏林、张志明、王九儿、王伏林之母、妹均在混战中被杀。整个事变自发现至平定，仅历时9天，且“一日之内，已将逆众就擒，渠魁歼殄”，乾隆帝称其“所办甚为妥速”。（卷1045）
三、清政府的处置措施
（一）乾隆帝亲自制订处置方略。十一月十九日，初接陕甘总督勒尔谨关于河州事变的奏折，乾隆帝即有上谕：“内地民人，敢于设教聚众，并立有教主，竖旙占聚一村，入教者皆以白布为号，即与前此山东叛逆王伦无异”，（卷1045）将河州事变定性为邪教谋反。随后，乾隆帝制订了详细的军事预案。他首先命近处之陕甘提督法灵阿，选带精兵星夜弛赴河州协助总督勒尔谨，并预做如下部署：如果勒尔谨到后，能将各犯尽数擒获，就通知法灵阿撤回；如果勒尔谨未能擒获案犯，法灵阿到后，仍然遭到顽抗，不能剋期完事，就一面由优百里弛奏朝廷，一面用优百里加紧印文，飞调三全宁夏驻防满洲兵1000名及索诺木策凌乌鲁木齐满洲兵2000名前去会剿。三全、索诺木策凌应在此前将马匹、器械、干粮等项迅速预备妥当，一得勒尔谨印文，即刻起行，带兵兼程前往，并将起程日期迅速奏闻。乾隆帝又考虑到法灵阿、三全办事虽极为认真，但从未经过战场历练，唯恐他们调度失宜，传谕带兵熟娴的固原镇总兵图钦保，接旨后即“由该处弛驿，迅赴河州，帮同法灵阿办理剿捕之事”。（卷1045）由于勒尔谨行动迅速，及时控制了事态发展，使得乾隆帝此次部署未能实施。为安定人心，乾隆帝指示勒尔谨应当首先张贴布告晓谕民众，使其感激朝廷养育之恩，以协助官军擒捕教匪，并亲自拟定了一份安民告示。乾隆帝认为“如此办理，犯法者既决不待时，守法者必共相激劝，自更易于办理”。（卷1045）为分化瓦解起事民众，乾隆帝称“胁从在内之人，有能各发天良，将此内正伙要犯，设法擒获，到官呈首者，不但可免尔等之罪，并当加以重赏，即或自知畏罪，豫行脱出，赴官呈首者，亦可稍减其罪”。他以为“如此晓谕百姓之后，或果能擒贼送官，尽行解散，其事更可速蒇，实为事半功倍”。（卷1045）
（二）地方官员全力协同缉捕。案发之初，甘肃布政使发牌将河州境内有邪教聚众一案“党羽颇多，从其教者，衣领带白布一方”等基本案情通知各地。地方官闻风而动，迅速调拨兵役设卡缉拿。甘州府知府钟赓起在接获布政使书札后，即“飞饬各属会同营员多拨兵役随带器械，严行防范查拿”，并转呈陕甘提督法灵阿。十二日，法灵阿接报，“随即飞饬附近河州之凉州、西宁二镇属大小营堡一体选调壮健兵丁，执持器械，在于本境及分界要隘处所加意防范，留心物色，如遇领带白布及形迹可疑者，即行拿获押解地方官衙门审办，毋得稍有懈纵”，并于十一月十二日轻骑简从，自甘起程由庄浪、碾伯一路前赴河州，“沿途留心查访，如有自彼脱逃之人，即行严拿惩治。倘逆犯众多，该处官兵不敷应用，奴才即就近在于西宁、凉州二处飞调官兵，相机剿捕，务期匪犯不致漏网。”
（三）对办案人员严明奖惩。因此案“歼毙贼渠，生擒余党，办理甚为妥速”，乾隆帝命将陕甘总督勒尔谨特旨“交部议叙，并赏给朝珠、荷包，以示嘉奖”。[9]对按察使李本、驿传道蒋全迪、河州协副将西德布及其余在事员弁如督标中营都司冯燝、前营守备孝顺阿、前营千总王一虎、河州协属右营把总朱迁系4人亦交部议叙。在奖赏办案有功官员的同时，清政府也依律明确相关人员的责任。此案起于乾隆三十八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因“至今已届数载，臣毫无觉察，以致聚集多人始行查办，咎实难辞”，[10]自请责处。至于案发地河州，本应追究知州的责任，但因前任知州病故，而杨赓飚系原任碾伯县知县，刚于本年八月内到任，而十月即有此案，是以“止有功而无过”。[11]
（四）对案犯严加处置。乾隆帝以此案实为谋反，命令陕甘总督勒尔谨，“所有首伙各要犯，必须上紧弋获，尽法重治其罪，以示严惩”。在获知石忠信等人被拿吐供之后，他指示勒尔谨对陆续缉获的教众，随获随审，“不可稍存姑息”。（卷1045）勒尔谨遵照乾隆帝的办案方针，除将重犯一律斩首外，其余人犯“俱系甫经入教，并未转纠，应从重发遣云贵等处烟瘴地方；其律应缘坐之家属查明解赴刑部；至不应缘坐之妇女或跟随夫男入教，或潜往该处烧香均属可恶，应一并发往云贵等省安插；其年未及岁之子女，听其携带”。[10]乾隆帝接报后，宣谕：“逆恶党类不值照常佥妻发配”。[11]勒尔谨遂将女犯、孩童改地发遣。王廷荣与同父异母弟王伏林，亦被处以斩监候。足见清政府统治的残酷无情。
四、乾隆朝民变的政府对策
乾隆朝初年，民变人数少，地域小，持续时间短，多在酝酿阶段或刚刚开始就被平息下去；乾隆朝中期民变和秘密会党、秘密宗教联系日益紧密，烈度不断增加；乾隆朝后期，由秘密社会发动的民变成为主流，规模日益增大。以乾隆帝为首的清政府在镇压民变的过程中，逐步制定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政府对策。
（一）加强基层社会控制。清初严禁民间私藏武器，特别是“鸟枪一项，禁例甚严”。[12]（卷104）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受命镇压王伦起义的钦差大臣大学士舒赫德奏请查禁鸟枪，“如此则民间庶不致私藏火器，而藉可永杜事端”。[13]乾隆帝认为鸟枪这一“制胜要器”必须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民间断不宜演习多藏”，[14]以削弱民众抗拒官府的能力。通过查禁民间武器，清政府获得绝对的武器优势，增强了镇压民众反抗的威慑力。学习拳棒强身健体、抗暴自卫，此风民间由来已久。对此清朝统治者认为，民间“习之最恶者莫如纠众结合与学习拳棒二事。盖结会则羽翼有人，习拳则技勇足恃行凶，生事悉由于此”，[15]多次下令严禁。对于向习拳棒的少林寺僧徒，乾隆帝“恐少壮无赖学习滋事”，认为“亦应严禁，违者究治。”（卷107）在他执政之初，即开始整饬僧道，颁给度牒，“岁岁稽查，减除造报”，[16]立法周详，防杜严密。保甲作为国家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和基本制度，被认为是“自古及今，消弭奸逆，安靖封疆，未有善于此者也”，[17]“诚久安长治之道也”。[18]乾隆帝严行保甲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时因“马朝柱案内十余犯，悬缉数年，迄无一人弋获”，乾隆帝认为“此保甲不实力奉行之明验也”，谕令各督抚“嗣后务宜慎重遵行，不得仍前玩视”。[19]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清水教案发，乾隆帝再次严令各省力行保甲。从相关史料来看，此次清查保甲行动持续数年之久，清朝当局首次将一些原先的三不管地带列入清查范围，并对各地的流寓之人也加大了稽查力度。（卷977）宗族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祖先崇拜和族规的约束机制，使得宗族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历代统治者都注意利用宗族的力量辅助国家进行社会控制。乾隆初年，通过在“族长之外，设立族正、房长，官给印照，责令约束族丁”等规定，（卷49）将族权政权紧密结合起来，强化地方统治。
（二）强化军队战斗力。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保障国家安全和文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军队的武力威慑是政府文持现存统治秩序的坚强后盾，乾隆帝一向高度重视军队的作用。即位之初，他就称“自古制治经邦之道，揆文必兼奋武，诚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也。国家承平既久，武备营伍，最宜加意整顿”。（卷18）乾隆帝在中后期不断加大军队建设力度。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起事，为严明军纪，他谕令舒赫德将“首先倡逃之驻防绿营兵丁各十余人即正法示众”。[20]在河州事变中，乾隆帝发现“绿营鸟枪兵技艺不精”，遂命各省“将绿营鸟枪弁兵，实力训练，演习准头”，（卷1046）以提高军队的实战能力。乾隆四十优年（1781年）以后，为有效镇压日益频繁的民众反抗运动，乾隆帝又令各地扩充军队。通过这些措施，军队的镇压力和威慑力在当时得到了切实强化。
（三）严厉镇压秘密社会。与秘密社会关系日趋密切是清代民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清中期以后，由秘密社会发动的民变呈现出数量多、规模大、增长快的特点。秘密社会作为民变有效组织手段的趋势日益明显。有鉴于此，清政府在制定民变的政府对策时，始终将秘密社会作为政府所要取谛和镇压的首要对象。在具体政治实践中，相关措施之完善，力度之强大，实所罕见。
清入关后，民间曾利用结盟来组织反清力量。该时期的结盟组织多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清政府将其视为危害统治的重要因素，予以严厉打击。乾隆帝继位后，一直沿用前朝定例。乾隆十三年（1748年）优月，江西巡抚开泰奏报江西建昌府宜黄县关帝会案，乾隆帝谕示其查办会党结盟案件的原则：“办理此等事件，首以镇静不扰为要，必赴机速而见事明，奸民一无漏网，无辜不致株连则得矣。若存息事之见，亦成酿祸之由，权其轻重，酌以宽严。”[21]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福建巡抚定长认为结会树党之恶习，“诚为一切奸宄不法之根源”，而现行律例中无“结会树党治罪之专条”，[22]奏请予以修订。后刑部定例，对结会树党者“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照凶恶棍徒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为从减一等，被诱入伙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各衙门兵丁胥役入伙者，照为首例问拟”。[23](P661)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乾隆帝因广东揭阳县年仅22岁的陈阿高纠众40余人歃血订盟结拜兄弟，仅判拟绞候，“殊觉颟顸失当”，“自当另定例条，以示创惩”。刑部寻奏：“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之多，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巨魁，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如序齿结拜，数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卷951）此规定首次明确以人数多寡论罪行轻重，并着重突出了对不序齿结拜的判处，因为年少为首者在群体中极具号召力，其结盟具有更强的政治倾向，势必引起统治者的不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乾隆帝下令追查天地会根源。乾隆五十优年（1791年），台湾彰化县张标、谢志复兴天地会，乾隆帝谕令“遇有台湾地方结会拜盟等案，似此情节重大者，均著加等治罪”。[24]
秘密宗教始于东汉张角五斗米道，明嘉靖、万历朝开始兴盛。秘密宗教主要流行于民间，其教义有别于正统宗教，内容驳杂，缺乏系统性，正统宗教将其称为“附佛法外道”、“邪教”。“邪教”一词也广为历朝封建统治者所引用。雍正帝指出，所谓邪教者，“大抵妄立名号，诳诱愚民，或巧作幻术，夜聚晓散，此等之人，党类繁多，踪迹诡秘，苟不绝其根株，必致蔓延日甚”。[12]（卷21）乾隆时期苏州巡抚陈大受将邪教描述为“非僧非道，并不出家，设立教名，哄诱愚顽持斋念佛，烧香膜拜，夜聚晓散”之组织。[25]清政府打击邪教的主要措施有：(1)严定刑律，取缔、镇压邪教。面对日趋活跃的邪教，清朝统治者“立法严以正之”，[26]《大清律例》在沿袭明律的基础上，对“禁止师巫邪术”律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并加大了惩处力度。(2)制定查办邪教案的方针。乾隆帝认为地方官应于平时注意预防，消弭事端。办案中，要坚持“宽严得中，轻重合宜”的办案原则，督抚对于办案官员，要“随时留心查察，毋骫法以长奸，毋张皇以滋事，斯为宁谥地方之道”，（卷343）处置案犯要彻底，“一有踪迹，务令绝其根株”。（卷667）(3)对案件、案犯分类处理，区别对待。民间邪教众多，但类型不一，处置方法亦应有所不同。乾隆四年（1739年）十二月，湖广总督班第奏请对不同邪教案犯区别处理。如实系白莲教等邪教者，“自当严拿党羽按拟；如仅借名诓骗香钱，似应分别首从，酌量枷责完诘，交保约束；或系外来之人，递籍收管。被诱人等，免其深求，庶杜挠累”。（卷107）(4)采用灵活多样的侦破手段。清朝当局在破获邪教过程中，绞尽脑汁，曾使用了派人到邪教中充当卧底等许多办法。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贵州总督张广泗派吕瑛打入邪教内部，最终成功破获了云南大乘教案。(5)严明在事官员奖惩制度。为督促官员实力查禁邪教，清政府规定将失察邪教地方官予以降调。乾隆十四年（1749年），吏部又加大对失察邪教官员的处罚力度，“嗣后除地方官给奸民告示例革职者，上司照例议处外，若地方例降一级调用者，上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优个月；地方官例降二级调用者，上司降一级留任，督抚罚俸九个月”。（卷341）(6)加强对流徒案犯的管理。清政府对邪教案处理是相当严厉的，除首犯按律重治其罪外，即“情罪似乎稍轻，而有附助之形迹者，亦当充发，以散党羽”。（卷270）(7)采取有效化导措施。清政府还希望通过案例宣传教育，减少邪教案的发生。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八月，河南巡抚叶存仁因“豫省民朴而愚，最易惑者莫甚于邪教，托于行善，动以获福。民不知为犯法之事，而转惜邪教陷于刑辟之人”，令地方官张贴禁邪告示，加强对民众的警示教育。(8)加重对旗人信教的惩处。盛京将军弘晌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邪教大普查中，拿获信教“旗人二十八名”，[27]乾隆帝对此甚为恼怒，命将人犯“从重究治，不得仅照民人倡教之例问拟”。（卷980）
（四）民变中的临变对策。清政府在对民变的镇压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比较周密且行之有效的临变对策。主要表现在：(1)建立民变的预防与快速反应机制。清政府历来注意防患于未然，并力图将民变扼杀于萌芽状态。所谓“与其查办于事后，不若豫防于临时也”。（卷436）然而此种事情，“原不能保其必无”，乾隆帝认为对于各种民变的处理，“惟在各督抚于发觉之始，即责成属员严行根缉，俾无倖免，方足以消乱萌而儆奸慝。若查办稍踈，任其兔脱偷生，或致潜滋党类，则累及良民贻害地方，其所关系甚重”。[28]有许多民变是因为政府的取缔和抓捕激变而成的，对于此类案件，除了事先保密外，最重要的是提前做好预案，以应付突发事件。特别是要及时制定军事部署方案，迅速集结附近精锐部队，形成围剿之势。河州事变中乾隆帝所作的预案，就是一个相当周密的军事部署。(2)对案件定性并制定处理方针。乾隆帝对重大民变均从速定性，并从叛逆、谋反等高度严令地方官查拿。定性有利于地方官掌握查处力度，并能约束官员的办案行为，不致激化矛盾，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乾隆帝要求督抚大员在处置性质严重的民变时，“当镇静详慎”，（卷666）分清轻重缓急，先搜捕要犯，并按罪行大小分别从重从快处理，避免案犯任意扳引攀扯，加重社会动荡。对于次要之犯要不动声色，待事件稍微平息后，再严行访查究办。(3)案发后的查拿措施。包括：及时将相关情况通报给相邻州县、省份，一体协查，以达到缩小案犯藏匿区域，迅速捕获逃犯的目的；督抚等高级官员亲临坐镇指挥，相机行事，一方面可以提高士气，一方面又可以避免贻误事机；在全面搜捕的同时，圈定重点区域与重点人群；许以自首，分化瓦解；发布告示，晓谕查拿案犯因由，并申明军纪，严禁扰民，安定人心；开列案犯年貌单，重金悬赏，遍处通缉；广布眼目，乔装密访；编查保甲，按册点验等。
（五）民变的善后措施。清政府通常在平息民变之后，分析引发案件的各种因素，并制定严密的善后对策，以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其主要对策有：(1)加强防范。在案发地疏于设防处添设汛隘，建立多级巡查制度，通过多级巡查，尽量避免或及早发觉异常情况；编查保甲；根据案发原因修订刑律，加重对特定犯罪的惩处力度；将“最易藏奸”的深山密岭勒石封禁；收缴民间武器。(2)安定民居，恢复社会生产。如舒赫德在平定王伦案后，拟定善后事宜优条：搜集流亡、酌给房价、酌给口粮、恳恩缓征、逆产入官、借给牛具。[29]这些措施在大乱之后，都能起到相当大的稳定社会的作用。(3)选调能吏充实地方。大的民变之后，往往人心不稳，经济凋敝，百业待兴，政府必须调用有才干的官员来完成社会复苏工作。(4)加强对流徒案犯的控制。流徒案犯往往对发配地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秘密社会罪犯，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秘密社会的传播速度和地域。遣发地“聚集匪类多人”，“本地之人，渐染恶习，有关风俗”。（卷16）有鉴于此，乾隆帝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传谕地方，“毋令其彼此群集，勾结生事。如有不遵约束者，量其所犯轻重，随事查办，俾之共知凛畏，杜防未形。庶足以儆奸宄而资绥靖”。（卷823）
五、小结
总体来说，乾隆朝的民变尚未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加之当时社会处在全盛时期，政府的控制能力和调节能力相对较强，社会处于比较安定的状态。以乾隆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其制定的一套相对系统而完备的政府对策，无论从当时的历史实际还是现在的研究角度来看，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使乾隆朝民变仅限于局部地区，多数被消弭在萌芽之中，或在极短时间内即被平定，从而有效地文护了社会稳定和清朝统治。后被白莲教大起义搞得焦头烂额的嘉庆帝曾说：“我皇考临御优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荡平。若内地乱民，如王伦、田五等偶作不靖，不过数月之间，即就殄灭。从未有经历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30]（卷37）此言亦可佐证乾隆朝民变中政府对策的相对成功。鉴于清朝本身的制度原因，乾隆帝及其后继者无法消弭日趋严重的民变，他们所能做到的仅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民变的规模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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