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的职责和相互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调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全国性的重大事项，通过的法律和作出的决议、决定，对全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省级人大常委会，上级人大常委会对下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指导和法律监督。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遵守和执行，审议决定本行政区域的重大事项。在不同宪法、法律和国家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省级人大(包括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本地实际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产生实行自下而上、层级选举的方式，即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直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其五，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制度。按照宪法规定，在文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我国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宪法同时还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国防由中央负责外，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它们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其优，国家权力机关组织及运行制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不但体现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产生方式、上下级人大之间关系以及国家机关与人民之间关系等方面，而且也体现于各级人大的职权运作全过程。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从整体上标示了国家政权架构的基本内容和运作方式，构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框架体系。
那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党的执政体制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伸而论之，坚持民主执政、优化党的执政体制，为什么要把健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目标任务之一?
我们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然是有关国家权力机构本质属性、产生方式、职能权限及运作程序方式的制度体系，有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但是在现实的中国国情和党情条件下，其与党的执政体制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简而言之，从我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政治体制架构上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的执政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构成实现国家政治发展目标的制度基石，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落实执政地位和职能，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从理论范畴上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执政体制作为民族国家具有刚性的政治制度的核心，其规制指向是相同的――都以国家政权为客体目标。这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权力生成与运行的制度范式与党的执政体制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掌、操控国家政权的体制范式，都以如何从根本上规制国家政权的运行为核心内容。所谓此“政”非彼“政”，执政党所执之“政”，也正是人民代表大会所执之“政”，由此就决定了两者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必然会有交集，从而形成密不可分的联系。
其次，从国家政权体系基本追求和实际结构上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代表大会虽然属于性质、职能不同的两种政治组织，但两者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民主执政的根本价值追求上却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执政体制的本质在于规范执政党介入并操控国家政权的方式，为执政活动有序进行提供制度保障，其中包括“体”――相关机构设立和“制”――职权划分和运作程序两大内容，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就是这种体制设计中的支柱性机构之一，与之相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当然就构成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的一个部分。可以说，在我国现实条件下，舍弃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谓执政体制的实际意义是不存在的。
再次，从现实国家政治实践上看，党的执政体制在宏观上就是国家的政治体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乃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地说，一方面，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拥有集执政党与领导党于一身的特定身份，从而在执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还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由于党的执政体制和领导体制事实上很难分开，因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政治体制的支柱，自然也就构成党的领导体制乃至执政体制之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看到“执政体制”在我国现实语境下具有不同于现代政党政治语境中该命题内涵的特定含义，简而言之，在当代中国，党的执政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含义基本上是相同的。当今世界一般政党政治意义上的“执政体制”基本上是一个“国家政治学”命题，作为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之政党活动范式，它体现民族国家所有合法存在的政党以何种方式介入并执掌、运作国家政权，并不针对某一个政党，即不存在某个党的执政体制的概念或说法。而在我国，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宪法规定的唯一合法的执政党，且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将伴随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始终，因而通常人们从执政党掌控运作国家政权基本范式意义上所说的执政体制在我国才会有“党的执政体制”之说。正是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的基本组成部分和支柱。
应该指出的是，多年来，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文明建设问题时，或者把关注点仅放在提高执政党自身民主执政能力上，或者仅强调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没有把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量，从而很难提出令人信服的对策思考，其根由就在于没有真正认清在当代中国“党的执政体制”的实际内涵，以及它与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国家政治体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笔者认为，在现实国情党情条件下，坚持民主执政，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绝不仅仅是执政党自身建设或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单方面的事，而是两者密相关联、互为依托、彼此互动的系统工程。因此，以优化执政体制为着眼点和桥梁纽带，把进一步落实民主执政同健全完善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内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综合考量，多方举措，乃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务实性的必然选择。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价值预设及其特色优长
深刻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价值预设和特色优长，对于我们立足国情、体认和把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彰显这个制度的优势潜能、发挥其应有作用与坚持和进一步落实民主执政的内在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主权国家学说与我国国情实际相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国家新型人民政权的伟大创造，不仅表现为一种特色鲜明的理论形态和制度模式，而且表现为现实的活生生的国家政治实践。这个制度在我国实际运行已经有近60年，在半个多世纪的曲折演进历程中不断完善，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色和优长乃是以我国社会主义政权长期的政治运行实践为根基和佐证的客观存在。基于这个认识，亦即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层面看，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价值预设和特色优长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