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问题及战略
近年来，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相关问题，中央政府从战略层面上愈益重视。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走出去”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之一。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让中国企业走得出、走得稳，在国际竞争中强筋健骨、发展壮大。由此可见，中央政府通过推动扩大开放，以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竞争力的坚定决心和战略部署。
基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产业转型与升级的现实，我们必须立足于全球范围获取和配置资源，进而打造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中国正由产品输出大国向资本输出大国转变，目前已进入“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双向投资新阶段，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日益扩大，市场格局不断调整，对外投资领域更加多元化，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认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趋向追求高附加值，并开始从全球产业链参与者向产业链主导者转变。由于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曾经遍布全球的廉价的“中国制造”已经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对外投资将成为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自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热情持续高涨，投资金额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仅为27亿美元，到2014年时达到了1196亿美元，12年时间增长了43倍左右。对外投资领域包括制造业、基础设施、能源矿产、服务业及文化产业等，愈来愈多的中国企业向境外的高科技领域进军，逐步形成由市场、资源、技术等多种要素共同驱动的格局。从对外投资的区域看，已经从“走出去”初期集中在地理相邻、制度相似的区域，逐渐向跨区域和跨文化的方向发展，无论是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中国企业投资。根据商务部数据，企业已经成为对外投资的主体，2013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对外投资规模达到165.8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3.34%;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占到中国企业整体对外投资的50%以上，尤其是对美国的投资，民营企业更是占到了76%.[ 1 ]
交易的结构日趋复杂化，中国投资者日趋成熟并充分利用市场化的交易和融资安排。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商务部数据，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160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了15.5%,如果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包括在内，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则为1400亿美元左右，超过利用外资200多亿美元。实际上，2014年中国已经进入资本净输出国行列。在2014年对外投资总量中，地方企业投资额为451.1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3.8%.[ 2 ]
从全球来看，2012-2014年，中国连续三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保持世界第3位，2014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的存量超过了660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11位；在境外投资的中资企业数量超过2.5万家。[ 3 ]
实践中，中国一些具备优势的装备制造业如电力、高铁、船舶、电信设备等受到许多国家的欢迎。但同时，我们也要清楚，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仅占世界总量的2.5%,仅相当于美国的10.2%左右、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 4 ]中国海外的净资产也仅为日本的50%左右。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一直保持活跃态势。2008-2012年是中国矿产企业海外并购高速发展期，主要原因在于由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导致相当部分从事资源性产品生产的企业资产大幅缩水，为了能够迅速摆脱困境，有些企业被迫出售资产，而中国企业抓住机会以低成本获取海外资源。根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2010年至2012年，在中国内地企业主导的并购案例中，并购金额超过10亿美元的有20起，能源与矿产企业并购占总数的70%.[ 5 ]
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176宗，比2013年上升31%,达到历史新高；交易金额为408亿美元。[ 6 ]
在海外并购中，民营企业成为并购的重要力量。根据普华永道2014年10月27日的报告，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数量为国有企业的两倍多，交易金额同比增长120%;民营企业对海外目标企业的技术、知识产权、品牌等资源的并购力度不断加大。从地域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最重要目的地仍然是北美和欧洲地区。
2014年，中国大型对外投资并购项目的进入领域日益多元化。一是能源矿产仍然为投资的热点领域，如五矿集团等企业联合以58.5亿美元收购了秘鲁的拉斯邦巴斯铜矿；国家电网公司出资25.4亿美元收购了意大利存贷款能源网公司35%的股权。二是制造业领域的并购活动日趋活跃，如联想集团公司出资29.1亿美元收购了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移动手机业务；东风汽车有限公司以10.9亿美元收购了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14.1%的股权。三是农业领域的跨国并购获得新进展，如中粮集团出资15亿美元并购新加坡来宝农业公司、出资12.9亿美元并购荷兰的尼德拉公司，成为中国企业投资国外农业领域的两个最大项目。[ 7 ]
从整体上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发展趋势表现为行政性特点日益减弱，商业目的导向性不断强化。
当前，中国对外投资的产业领域和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逐渐由“生产型”对外投资转向“消费型”对外投资。“生产型”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于矿产资源，其目的是满足国内相关制造业的原材料需求，如钢铁企业海外投资。消费型特征体现在：石油天然气等消费性资源海外投资的比例上升；对欧美等国高端消费品行业投资增加；进入海外农业领域投资（为获取安全健康食品，满足国内需求）；向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和海外房地产投资（2014年中国境外房地产投资达到101亿美元）等。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优势
1. 中国政府不断简政放权释放活力
为了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我国为对外投资监管大幅松绑，国务院、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外汇局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在2014年出台了一系列境外投资/并购的管理办法及目录，大幅度简化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也进一步简化了相关的监管流程，便于中国投资者轻松出海。我国对《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和完善，并于2014年10月6日实施。其主要亮点在于确立了对境外投资采取以“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原来99%需要核准的项目被取消，同时引入了国际上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把需要政府核准的投资国别地区和领域列入清单，清单外一律实行备案制。同时，将核准的时限缩短为5个工作日。2015年3月12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修订后的《商业银行并购贷款风险管理指引》，放宽了多项困扰企业的银行并购融资贷款限制，将并购贷款期限从 5 年延长至 7年，将并购贷款占并购交易价款的比例由50%提高到60%,将并购贷款担保的强制性规定改为原则性规定，允许商业银行根据并购项目风险状况、并购方企业信用状况合理确定担保条件。并购贷款业务规定在调整解决国内业务标准与国际接轨问题的同时，将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多便利与好处。
大幅度简政放权，以更有效地确立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主体地位，也更利于真正落实企业投资决策自主权。这表明了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立场和态度，更加释放了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积极性和活力，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投资环境将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政府部门更加注重完善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等部门以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方式，加大对企业金融信贷支持力度。政府部门不断提升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中国政府也在与许多国家进行多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工作，以完善多双边的保障机制。
2. 中国具有基础设施建设优势，国际市场有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包括有很强的基础设施建设施工能力、充裕的资金实力（3.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基础设施对于发展至关重要，能够充分释放企业的创造力。
基于国际实践来看，基础设施投资回报比较稳定，也能够产生许多附加的、溢出的效果，风险相对来说较小。当前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发达国家的许多基础设施需要更新换代，而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扩大基础设施，包括美国、欧洲甚至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依然巨大。依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2020年以前，亚洲国家每年需要73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8 ]
不仅包括铁路公路基础设施，也包括油气管道、电力通道、机场、供水系统、桥梁、通信等基础设施。当基础设施建设到位后，相应的产业就会跟进。一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国内的过剩产能问题；另一方面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据统计，2008年中国境外企业雇用的外方人员为45.5万人、2009年为43.8万人、2010年为78.4万人、2011年为88.8万人、2012年为70.9万人，占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为 44.3%、45.2%、71.1%、72.8%、47.5%.[ 9 ]
3.“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条件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和趋势看，如果我们仅局限于本土市场发展就会很被动，必须利用全球市场以整合资源，包括利用国外的低成本，可以绕过贸易壁垒，到第三方去投资，获取技术和研发资源，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进行全球布局等。只有立足于全球市场与资源，才能保障中国和平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基于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国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015年3月2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一带一路”是一个创新性、历史性、战略性的长期战略，既是开创性的对外开放战略，也是综合性的区域发展战略，是连接中国与各相关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中方将注重照顾各参与方的舒适度和满意度，注重保持一定的透明度和开放度，注重与参与各方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注重形成相辅相成的地区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始于中国，经由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通达至欧洲部分区域，覆盖人口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约分别占全球经济的63%和29%.如果“一带一路”战略真正得到落实，那么将成为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发展潜力十分巨大，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我们就是要通过与经济带上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化经济贸易合作，以不断拓展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由于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中国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外迁，可以把一部分产业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把我们相对成熟的工业如核电、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产业作为到国外投资的强项，一方面可以为承接国创造工业化现代化的窗口机遇期，另一方面可以不断提升中国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4. 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现实背景与人民币国际化需求，促进企业对外投资
从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到现在，世界经济依然处于低迷状态，各国都非常欢迎外资进入，希冀能够拉动本国经济发展。同时，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加速，产业转型正在深刻变化，新的技术、新的产业与新的商机不断涌现，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和环境。从中国国内来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到2014年底中国外汇储备总量为3.84万亿美元。承受着外汇汇率变化的压力，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允许国内投资者使用人民币投资海外，以期为离岸人民币资金池提供活力。因此，扩大对外投资既可以减轻压力，也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近年来，国际跨境贸易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数额不断增加，2013年累计为4.6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7%,显现出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速。[ 10 ]
中国拥有的庞大的外汇储备及不断国际化的人民币有利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由于国内工资水平不断提升，导致国内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同时国内环境承载力达到极限，迫使许多国内企业不得不转向海外开拓市场，加大对海外投资，以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无论是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十分欢迎，因为这可以为它们提供难得的外来资金。中国提出筹建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旦成立，将会有效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
5. 化解过剩产能的压力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与此同时，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日益显现，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对经济运行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如何有效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而通过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是一条有效途径，这也是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实践经验和做法，也应该成为中国政府未来一段时期的政策导向。从客观上看，过剩产能并不等于落后产能。比如，中国的水泥、钢铁、电解铝等产业，技术装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尽管目前在国内产能过剩，但是在非洲等地区则有很强劲的市场需求。中国在某些高端制造业也具有优势，能够通过高端设备出口带动中端制造业“走出去”.然而，像高铁、电信等行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会面临如技术标准等各种壁垒的制约。单个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可能会难以承受高额的成本，这就需要从国家层面予以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李克强总理成为“超级推销员”,不断在国外推介中国的高铁等优势制造业。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问题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质量较低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跨国性指数（TNI）衡量中国的对外投资质量和水平，当前中国跨国性较强（TNI超过20%）的企业寥寥无几。中国企业协会和中国企业联合会依据企业海外营业收入、海外资产和海外员工占企业总量的比重，核算出2013年中国前100家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为13.98%,这一数值远远低于同年世界前100家跨国公司61.06%的跨国指数，也低于当年发展中国家前100家跨国公司平均37.91%的跨国指数水平。[ 11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构建的“中国企业国际化评价体系”,主要依据是投资效率、海外人才、海外市场、社会责任及产业链并购等指标，核算的结果是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普遍较低，特别是员工国际化、管理层国际化和董事会国际化等程度普遍较低。商务部相关数据显示，中国能源矿产类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占总量的23%,存量仅为16.7%,与发达国家在几十年前的投资相比，投资比例还偏低。[ 12 ]
2.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社会责任意识缺失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部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缺失、能力不足等问题日益显现。如有的企业为了拿到订单，不讲规则，采取低价策略甚至进行恶性竞争；有的企业中标以后，通过偷工减料、降低工程质量达到降低成本之目的，违背了合同条款，既给企业自身造成很大的信用损失，也损害了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整体形象。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引起了东道国政府、当地居民及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给企业的声誉和国家形象带来巨大的负面效应。当然，有的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社会责任感强，如中国铝业公司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于2014年6月11日通过了《中国铝业公司社会责任管理模块和中国铝业公司社会责任负面清单》，实现了社会责任管理的常态化和规范化。中国铝业公司比较注重兼顾被投资国的利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比如，在秘鲁投资铜矿时，在正式开工前先期建设了污水处理厂，以解决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问题，还投资两亿多美元为当地矿区建设了配套的现代化城镇设施。
3.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风险评估和监管不到位
从国际经济发展实践看，不同国家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法律各异，涉及国家安全、环保、反垄断、税务、劳工及行业限制等方面的规定差异较大。同时，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不同国家会对相关的投资政策与法律进行适度调整和变更，这无形中增加了“走出去”企业的投资风险。对于中国来说，企业国际化水平和能力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对国外法律的本土化特征认识不到位，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和挑战。
大多数中国企业对海外被并购企业方的国内政治、法律、劳工等外部风险并未进行科学评估，对被并购企业的组织框架、财务状况等内部风险也未进行有效评估。例如，对项目调查不详实，对劳动力和设备成本估计不足，对工艺标准估计不足；资本运作经验缺乏；大宗商品和外汇市场波动加大；法律和政治风险估计不足，缺乏应对措施。
在如此背景下进行跨国并购，就为并购后的经营活动埋下了不确定性隐患。
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形成了各国文化的差异性，中国跨国企业与被投资国的语言、风俗习惯、价值取向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明显，大大增加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不确定性。基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与冲突产生的商业文化差异，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并购后的整合工作带来很大障碍和困难。
中国企业在完成对外企并购后，在监管方面并未到位，仅委派部分管理人员对下属子公司进行管理。一般来说，基于被并购企业的正常运行和效率考量，海外子公司的部分核心业务必须依靠当地的管理层进行管理，其原因在于中方的管理人员对于当地的法律法规和市场情况缺乏了解。为了有效监管，通过独立审计监管、约束企业行为和运行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实际上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等而弱化了对下属公司的监管，导致海外企业问题频出甚至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
4. 国际政治风险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演进之中，造成世界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风险和不稳定性。近年来，国际政治形势日益复杂化，导致国际社会动荡不安。保险经纪和风险管理机构达信（Marsh）2015年1月13日发布的2015年政治风险地图和报告认为，不断恶化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政治暴力、民族分裂运动、商品价格下跌等因素正在加剧全球的政治风险，并给外国直接投资带来更多挑战。[ 13 ]
全球近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临领导权变更，发展中国家选举争议不断，这些都会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根据《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蓝皮书，2005-2014年，在120起失败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案例中，有25%是政治原因，其中8%是在投资审批环节东道国反对派阻挠；17%是因东道国政治动荡、领导人更迭遭遇损失。[ 14 ]
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遭遇的典型政治风险案例有：2014年11月，墨西哥政府取消了中国铁建集团成功中标的高铁项目；2015年1月，希腊新政府上台后，中远集团在希腊的港口投资项目受到一定的影响；利比亚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遭受巨大损失；苏丹南北分裂使得中国石油企业付出沉重代价。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面临着经济政策变动风险、汇率风险、法律风险等多种风险。
5. 投资壁垒高筑和保护主义盛行
近年来，伴随全球一体化的不断加快，全球资源竞争日益白热化，国际地缘政治和资本对各种资源的争夺与控制日益激烈和复杂，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对战略资源的控制与布局，正在布局全球新兴战略性资源，而新兴大国也在加紧进入全球资源领域，这必将增加中国利用国外资源的风险和难度。基于此，许多国家会设置各种障碍和借口阻止国外资本进入资源领域，其中，“国家安全”问题愈益成为各国国家战略的核心，同时也成为限制国外产品进入和资本流入的屏障与借口。许多国家所谓的“国家安全”诉求的背后，其实是商业利益在作祟，是将政治目的渗透于商业竞争之中，用其作为限制外资进入的挡箭牌。近年来，中国企业有的已经成为东道国国内政治博弈的牺牲品，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都不例外，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并购美国的优尼克公司受阻、华为公司并购3COM公司受阻等。同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遭遇的政治阻力也在加大，如中国神华集团和中国铝业公司在蒙古国就遭遇挫折。此外，美欧等发达国家不断强化的所谓“竞争中立政策”对中国国有企业“走出去”会形成很大的制约。
四、提升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质量的战略选择
1. 强化对外投资与跨国经营融资服务
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并提升海外投资质量，就必须加大金融机构对企业“走出去”的有效支持，这其实也是中国当前及今后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中国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战略就是支撑中国企业“走出去”,支持中国企业到境外开发资源、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及海外并购等实体经济发展，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和提升企业竞争力。（1）要真正简化审批手续，以便于企业“走出去”,而且走得好，走得稳。改变外汇管理方式，把过去对境外投资的管理由事前登记变为企业汇兑资金时在银行直接办理，以简化程序，减轻企业的负担。同时，境内企业和商业银行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地域限制也要放开。（2）有效拓宽融资渠道。要有效激励商业银行持续加大对重大装备制造业等产业链的资金扶持力度；真正发挥好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作用，广泛吸收社会资本参与，采取债权和基金等方式，向“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长期外汇资金支持。（3）逐步完善人民币的跨境支付体系和清算体系，不断创新出口信用保险产品的种类，逐步开放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市场业务，根据市场竞争状况，适当降低保险税率，逐步扩大政策性保险的覆盖面。同时，积极做好信息咨询、法律服务和领事服务等方面的工作。（4）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为投融资平台，形成更加开放的投融资框架。支持国内“一带一路”沿线相关省市区形成地方丝绸之路基金，推动本地企业“走出去”.（5）大力培养金1行经验的高层次金融人才，为快速发展的国际金融业务提供人才支持，向“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2. 加快多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签署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为企业进入对方国家或地区投资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近年来，中国正积极参与各种高标准的多双边及区域性投资协定谈判，以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安全环境。2015年6月，刚刚完成了中澳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还要加快推进中欧、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尽快扫除海外投资的政策障碍。2014年1月、3月和6月，中欧进行了三轮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但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虽然已经进行了18轮，但是“负面清单”应该包括哪些领域都未达成一致。中国要积极参与多边投资和贸易领域谈判，积极支持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讨论和谈判，以形成一个更加平衡、稳定、透明和可预测的国际投资体系。
通过互联互通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当今，亚太地区是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全球发展速度最快、合作最为活跃的地区。亚太地区要加快推进共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合作关系，形成开放型亚太经济新格局。
要高起点规划全方位的互联互通蓝图，通过人员往来的互联互通和软硬件建设，以实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的贸易投资已经较大程度地嵌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各个经济体，合作应当在互联互通机制和亚太自由贸易区框架下进行，这能够提升合作的有效性和便捷性，更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对中国企业的品牌推广、产品销售等提供便利，而且也有利于各个经济体的企业“走出去”.
3. 完善海外投资环境评估体系，加强风险防控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推进国际化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其风险管理水平与发展现状和势头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如何规避风险就是跨国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要完善对外投资的法律法规，积极推动商签投资保护、避免双重征税等多边投资协定谈判。要健全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促进体系，防范各类风险，文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权益。
“走出去”的企业应该在产业选择、区域选择和投资方向上采取差异化战略，在投资主体、投资方式上多元化；通过风险递延、出口信用保险等途径，转移境外投资风险。高度关注国别风险、社会风险和安全风险，要以透明的方式运作，以负责任的态度经营，经常与利益相关方保持沟通与合作，与当地社区建立广泛、深厚的互信互利关系，慎重处理好公共关系和劳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冲突。
2014年9月6日，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是中国第一个对外投资履行社会责任的规定，对于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掌握社会责任全球通用的话语环境，真正肩负全球责任和打造国际品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立法”,因此，“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意识，与当地社会社区共同发展，尽可能地为当地居民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设施和产品，造福当地人民；将社会责任理念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中，将其作为企业发展战略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平对待各利益相关方，以提升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1）完善沟通渠道和方式。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建立好自己的专业团队，要不断与目标国进行事先沟通。（2）全面了解和把握东道国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特别是要充分了解被并购企业所在国家和地区有关投资的相关法律法规。（3）积极处理好中国与被并购企业所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必须尊重东道国当地的文化习俗，在保障公司利益的前提下，在最大程度上化解文化差异带来的生产、利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还应该从法律、税收、技术等方面详细调查和审查目标企业的概况。
4. 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建设，带动中国企业“走出去”
构建全方位的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切实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建设，有效推进互联互通、大通关和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非常需要中国的产能和技术来实现当地发展。而“一带一路”战略能够带动中国国内基础设施、设备、技术、服务等的出口，带动中国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拓展。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通过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投入，既可以为民营基建企业打开基础设施项目进入的通道，也能够为其提供更好的公平竞争环境。特别是“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能够为民营基础设施企业“走出去”提供机会，民营企业在相同的文化框架下进行国际合作的空间将会更大。
要致力于打造利益共同体，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各种生产要素有序且自由地流动，以达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实现利益共享均沾，切实给各国人民带来福祉。（1）建立相关国家和地区政府间的协调机制。“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利益诉求不同，文化差异明显，要尽快制定并启动以双边为主、多边为辅、具有可操作性的政府间交流机制，以使我国的具体投资项目与相关国家或地区对接落地。（2）尽快启动“丝绸之路基金”,推动亚投行起步，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要与区域、次区域金融机构及合作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密切合作，为“一带一路”战略有效推进奠定牢固的金融基础。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势，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完善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通过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设施的互联互通、资源的合作开发、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等一揽子安排，推动欧亚经济一体化，这本身就是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的过程。（3）以产业转移为抓手，推动中国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向外转移，既有利于被投资国解决就业问题，同时也为中国的产业升级开拓国外市场。
5. 强化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保障
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随着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和产业转型升级，知识产权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也成为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等联合发布了《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提出要拓展知识产权的国际合作范围和领域，以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加强涉外知识产权工作，巩固和发展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多双边知识产权交流，做好涉外知识产权应对工作。要及时搜集发布主要对外投资目的地知识产权的相关信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投资时，一定要了解海外投资的知识产权风险，了解并遵守东道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策略，将知识产权风险降到最低，进而保护自己的投资。特别是中国企业在并购东道国企业时，要先进行“自由运作”（Freedomto Operate）的尽职调查，以确定是否可以不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而自由使用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对被收购企业的知识产权风险、知识产权价值进行分析、评估，发现潜在风险，为是否完成并购及价格谈判提供指导。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要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相关知识的普及，大力培训知识产权基本技能，积极支持企业在海外开展有关知识产权的活动。要优化市场运行环境，不断提升企业、政府和社会资本间的协作效率。在重点领域和前沿领域探索建立公益性的专利运营公司，采取市场化的运营方式。要加快推进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文权援助机制建设，有效激励企业建立海外知识产权文权联盟，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专业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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