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议程设置主体与客体相互转化，具有多样性
我们从上面的介绍中不难发现传受双方的身份界定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即是传播主体也是传播客体，每个人似乎都具有这两者的功能作用。比如事件开始时，关于杨达才的信息并不是从正规媒体中流出的，而是来自于网友的博客中。从这个层面上讲，网友才是一开始主要的传者，而其后，当正规媒体介入时，网友更大程度上变成了受众角色，正规媒体开始主导了传播者的角色。
那么是谁在杨达才的事件中起到了决定议题内容的关键性角色呢？传播媒介的最主要的效果就在于它能够影响我们的理解与思考。而社会化的媒介，通过赋予受众不同的传播功能来使受众明白自己已经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是信息的创造者、传播者。联系到杨达才的事件中就是，作为媒介把关人的广大网民
创造了媒介的内容，就是最初的揭露“微笑门”的博客，并且吸引了无数的网友的参与，这些都强化了杨达才事件的显著性程度，由此将其推上了社会化的正规媒体的议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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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 www.youerw.com 加7位QQ324~9114找原文杨达才事件的议题是由网民创造内容，通过社会化媒体如新浪微博、人民网再次传播后突出了其显著性程度，它的兴起及其发展都是在社会化的媒介之中，从而影响到了传统的大众媒体如电视、报纸、广播等以及其他的门户网站对其所进行的再度报道，由此形成了公众议题。这个模式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就是在传播过程之中，参与其中的媒体数量大大增加---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主体发生了变化，这种议程设置的能力不再集中在少数的媒体人手中，而是扩大到了普通公众也可以参与其中的程度上。
总的来说就是，议程设置的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化、草根化、分权化，主体变得更加趋向于普通的百姓，而不是专业的媒介精英，传播权变得真正意义上属于每一个人，而不是集中在媒介组织中。
（二）议程设置内容具有多元性和社会性
当我们对议程设置内容进行讨论时就会发现，每个议程设置的内容都具有两点属性：一是议程设置内容所涉及的多元性，二是议程设置内容所显示出来的社会性，即反应社会心态和社会需求。
多元性，其实就是说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体反映议程所涉及的领域是多元的。这主要与议程设置主体的多样性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即由于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主体不再单单是过去的媒介精英，而变成了广泛的、隐匿的、混杂的大众，而议程设置的内容又往往是来反映主体意愿的，这也就使得主体的多样性导致了内容的多元属性。
社会性，指的就是议程设置的内容不再像过去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那样平均的分布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而是会出现一定的扩展，即着重强调社会公平。杨达才事件的起点在于杨达才在车祸现场以微笑露面，由此引申出“微笑门”，网友对这件事情的聚焦点在于杨达才缺乏人文关怀，不能以严肃态度对待事故。后又有网友连续披露出其多张名表照片，由此从“微笑门”过度到“名表门”，聚焦点转移到了反腐上来，三峡大学的学生刘艳峰更是递交申请，调查杨达才的详细年度收入。
这两种议程设置内容的转换，其实是由议程设置主体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化的媒介格局主要有两大特点，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一是有双重身份，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换，二是它的基础十分巨大。议程设置内容的决定权被无数的个体所掌握，所以经过这些个体的层层把关之后所形成的议程设置内容就会十分鲜明的反映出社会公众的社会心态，即寻求社会公平。
从杨达才事件出发来看，议程设置内容本身并不是与受众切身利益紧密相关，一个陕西省的安监局局长的不当作风并不能引起全国的舆论，但因为议程设置内容的属性体现了两种显著的社会现象，一是当下的人们缺乏人文关怀，一是官员的腐败现象。一时间，“微笑门”、“名表门”在各大门户网站上随处可见，并引起了网友们的不断关注。这直接体现出了当下社会对于人文关怀的渴望、已及对于反腐倡廉的要求，这样一来，议题设置内容与社会公众的关联性显著提高。再者杨达才事件毕竟发生在陕西省，大多数的个人并不能直接接触到事件本身，使得整个事件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由此产生了受众需求非常高的议程设置。
从此处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必定反映社会和公众的需求，这是因为它不再是传统媒体环境下的被少数媒介精英分子所把关产生的了。因此虽然依旧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来产生公众议程，但是媒介的议程设置是在社会化、扩大化的大众的多向传播中产生的，议程设置内容与社会大众的关联度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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