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的原因
摘要：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城市破败不堪，多为封建诸侯、主教的政治中心，十至十一世纪，城市逐渐兴起。那么城市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试从农业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两个方面着重说明中世纪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繁荣引起了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其他原因没有涉及。
关键词：中世纪 西欧 城市 兴起 原因
一．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城市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城市是罗马时代遗存下来的，如罗马、米兰、巴黎、里昂、伦敦、科伦和特里尔等，它们已经破败不堪，只有长时期保持了 城墙的城市部分才有人居住。在特里尔，罗马时期大约有60000人口，到优世纪仅剩下了几千人[1]。已经失掉了经济中心的地位，仅是封建诸侯、教会主教的政治统治中心而已。
10到11世纪，西欧的城市逐渐兴起，这与西欧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与农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可以说，农业的发展为城市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中世纪的农业以推广三田制为主要进步标志。三田轮作的耕作制度，由地中海一年两季的轮耕或暂时的耕作制度发展来的。各个地区由于各种因素，采取不同的接近于三田轮作的耕作模式。该模式降低了气候对于收成的影响，利于农业劳动在全年的更好的分布。
三田制将耕地的一部分秋播夏收（小麦和裸麦）、一部分春播秋收（大麦和燕麦），余下的部分休耕。已恢复地力。这样，每年中三分之二的土地可以生利，而使三分之一的土地休息，并用作牧场来补充那些在甘草收割后作为牧场的草地。13世纪英国农业家计算优文论文毕业论文http://www.youerw.com/，一个犁队如能在两田制中耕160公顷，在三田制中就可以耕180公顷，减去8周神圣的日子和其他间断日子后，作为一个耕作单位，联畜平均每天耕7/8英亩，第二次耕作的时候提高到1英亩。在剩下的44周里，每周干6天，一队联畜干的活正相当于在80英亩带庄稼的土地上犁了所需要的三遍（二田制的160英亩），或在60英亩土地上位冬播犁了所需的三遍，及春天播种60英亩土地前所需犁耕的工作量（三田制180英亩）。即使冬作物只犁两遍，三田制的好处也是很明显的，尽管这种好处可能少一些[2]。
农具的改善。三田制的推广以重犁的普及为前提。这种犁装有犁版，能在耕地时开出畦沟，从而解决了春季潮湿土地排水的问题。为了对土壤进行深耕以代替浅土耕作，人们一般使用普通的或带齿的锄头。一般来说，人们使用一种两齿锄头翻耕土地，2-3英尺以下的深层土都被翻了上来。犁地之后带齿的耙是农场上最得力的工具。当谷物成长时，农民还得使土扔牛持松软、无杂草。为此，早在加图时代锄地两次就已经很普遍了。第一次在1月、2月，第二次在3月初，最后在5月初还要除一次草。在葡萄园里要做的更多，老藤至少要锄两遍，分别在冬季与春季进行，但幼藤每个月要锄一遍。中世纪早期几百年，犁总是用牛拉，10世纪时，发现了马的挽具，马逐渐取代了牛。马不像牛，他要吃大量的谷物，通常提供的是春季燕麦。古代，马所佩戴的挽具套在他的脖颈处，干扰它的呼吸，不能全力工作。十世纪时才发现现代挽具，先是胸部的皮带，后是硬的轭。于是马广泛取代牛。15世纪后期，公牛作为挽畜已经很少被提到了。16世纪的法国农业家对马的更快的速度给予了更高评价，他们计算出马一天干的活是牛的3倍甚至是4倍[3]。
肥料大量使用。鸟粪，特别是鸽粪，被用到草地上。这种特殊的使用鸽粪的方法在中世纪一直沿用。羊群圈养在即将播种的土地上。通过在长远是撒稻杆和庄稼茬制成肥料。牛把草踩烂并把粪拉在田地里，形成了肥料。当稻草不易得到时，像树叶、豆茎和所有别的植物废料都被利用。将豆科植物埋入地下制成绿肥。这些豆科植物从空气中吸收氮，比那些从土中吸收氮的植物较少耗地力，埋入土中后它们无疑会使土壤增加肥力[4]。
通过农民艰苦耐心的劳动，小农夫就使荒野转变为便于集约耕作的耕地。清理满是石头的田地，使陡坡变缓，治理河道，特别是水磨的安装都是有效改良的例证。1086年，仅英国就有5000盘水磨，这时，尼德兰又发明了风磨[5]。
重犁、三田制和荒地的开垦三者有着内在联系，从10世纪它们构成中古西欧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主要景象。10世纪后半期起西欧耕地面积开始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此后300年间较大规模的垦荒一直未停止。谷物产量大为增加[6]。１１世纪，谷物的产量大量增加。加洛林时代麦子的产量不超过2:1和2.5:1，而1200~1400年的两个世纪间，温彻斯特主教的地产平均产量达4:1[7]。
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商业、手工业提供了比较充足的粮食、原料，刺激了消费，从而扩大了商品市场，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10世纪至11世纪的西欧，采矿、冶炼和金属加工业、纺织、制革、制陶、磨粉和建筑业都较前完善。手工业成为具有专门熟练技巧的部门，非一般农家所能经营，于是庄园内手工业者所生产的剩余产品可供交换，农业和手工业开始分离。庄园对农奴剥削严重。随着生产者财产积累的发展，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和权利观念的不断觉醒，他们势必对农奴庄园制提出挑战，于是，纷纷逃出庄园，加入流动人口的队伍，走向新垦区，走进或组建新城镇[8]。他们到便于销售自己产品的地方，如封建城堡，主教驻节地，寺院附近的交通方便的渡口、港口、要道、关隘等地。这些手工业者聚集的地方，人口逐渐增加，往来商人和交换增多，渐次成为工商业集中的城市。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的城关市民。” [9]西欧有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1168年圣托美儿城规定，农奴入城后，领主不得追捕。1227年，英王亨利三世给克劳彻斯特城颁特许证，明文规定，“如果一个农奴在城市里注满一年零一天，便不得再被控告，从那一天起，在我们城市里······他将摆脱农奴制的羁绊，永享自由身份。[10]”
农业的发展为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商业的发展繁荣促进了城市的形成
商业对城市兴起发展有重要影响。城市只有从外面进口食物才能生活，必须出口对等的或等价的工业产品来文持城市的发展[11]。
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的大增使人口大量增长。也是大量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在这个时期，家庭中人丁兴旺的现象似乎在贵族和在农民中一样的普遍。年轻额小伙子到处皆是，他们感到自己的乡土上人满为患，渴望到远方去碰碰运气。处处可以遇见找钱赚和找工作的冒险者。自12世纪初，城邦结伙的农民离开弗兰德尔和荷兰去给易北河沿岸的沼泽排水[12]。在欧洲各地都有大量的劳动力。
自十一世纪起，商业进入复兴时期。这次复兴是在两个策源地的影响下开始的，一个是位于欧洲南部的威尼斯和南意大利，另一个是弗兰德尔海岸[13]。
威尼斯处于拜占庭的影响下，一直与君士坦丁堡保持商业往来。自8世纪起，威尼斯致力于供应君士坦丁堡，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威尼斯的船只把其东面和西面邻近地区的产品运到君士坦丁堡：意大利的小麦和酒，达尔马提亚的木材，环礁湖的盐。从君士坦丁堡运回拜占庭工业生产的珍贵织品以及亚洲供给君士坦丁堡的香料。10世纪时，威尼斯的港的活动已经达到异乎寻常的规模[14]。
弗兰德尔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 北方诸海的商业的中转站。本地的工业，能够向停靠该地的船舶提供贵重的回程货物，如呢绒。商业和工业似的弗兰德尔地区自10世纪起经济越来越活跃。11世纪，弗兰德尔与法兰西西北部进行贸易，用呢绒换取法兰西的酒[15]。
罗马时代以来即与大陆相通的口岸以及内地通商之处。它们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即被称为portus，不过这时的portus不专指港口，而使指的是市场。最早被称之为portus的是839年文书中的坎特伯里，以后逐渐对某些堡也称之为portus。根据阿塞尔斯坦的法律，价值20便士以上的货物不得在口岸之外交易，应一律在其内进行。说明口岸就是交易的市场。不过这一规定极为不便，事实上不能把交易限制在某一固定的 地方，所以达到埃德加时，即规定只要有证人则交易在口岸内或百户区都可以进行。阿塞尔坦还规定，口岸之外不得铸币，又说每个堡至少应该有一个铸币工。说明这时的堡已有市场存在了。盎格鲁萨克森时期铸币地点 的分布，也间接说明交易、市场和城市的发展[16]。
商人们从事远距离贸易。意大利商人远至巴黎和弗兰德尔，10世纪末，伦敦港有科隆、于伊、迪南、弗兰德尔和鲁昂的商人常来常往[17]。
旅游商人必定定居在固定的地点，于是，交通便利和安全的城镇和城堡成为最好的选择。随着10世纪起欧洲商业复兴的加快，定居在城堡城镇脚下的商人不断增加，定居地不断扩大。城市于是兴起壮大。
当然，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阵地在农村。乡村商业发展突出表现为乡村市场的密集分布。11、12世纪这两百年间，在西欧不仅有城市兴起，而且有大龄乡村市场如雨后春笋涌现[18]。
结论：中世纪西欧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与农业分离，奠定了城市兴起的基础；中世纪商业贸易的发展繁荣促进了西欧城市的兴起。
参考书目：
1 吴于厪、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 刘明翰：《世界通史·中世纪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 朱寰：《世界上古中古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4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5 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比】亨利·皮朗：《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7 【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8 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 【德】汉斯·文尔纳著，王亚平译：《中世纪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10 侯建新： 《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1 【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12 钱乘旦：《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13 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 【德】汉斯·文尔纳著，王亚平译：《中世纪的生活》，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页。
[2] 【美】波斯坦主编，王春法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121页。
[3] 【美】波斯坦主编，王春法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4] 【美】波斯坦主编，王春法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118页。
[5] 刘明翰：《世界通史·中世纪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6]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
[7] 【美】波斯坦主编，王春法译：《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中世纪的农业生活》，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8] 侯建新：《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一卷，第273页。）
[10] 引自侯建新：《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注3。
[11] 【比】亨利·皮朗：《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84页。
[12] 【比】亨利•皮朗：《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2页。
[13] 【比】亨利•皮朗：《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3页。
[14] 【比】亨利•皮朗：《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5页。
[15] 【比】亨利•皮朗：《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4页。
[16] 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
[17] 【比】亨利•皮朗：《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8页。
[18] 吴于厪、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