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有女初长成
萧红，是一个有着跨越时空魅力的名字，物换星移，时空变迁，多少故人旧事已随风飘散，但在历史的星空，她却以其坎坷的人生经历，鲜明的创作个性，独特的艺术风格，长久地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曾用笔名悄吟、萧红等。笔名“萧红”始用于其成名作《生死场》。她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城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幼年的萧红受到冷遇，贪婪暴戾的父亲，恶言恶语的继母从不给她亲情温暖，唯有年迈的老祖父待她以慈爱。祖父教她背诵《千家诗》，带她在后园里栽花、拔草、捕蜻蜓、捉蚂蚱，并支持孙女进县立女子高小读书。老人的关怀，使萧红在寂寞的家庭生活中得到心灵的慰藉，并受到最初的文学熏陶；后园绚丽多彩的景致陶冶了她热爱大自然的性情。另外，生活在她家院落周围的那些普通的城镇劳动者，也对她发生着深刻影响，萧红敏感早熟而又倔强任性，桀骜不驯的性格，也与早年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1930年, 萧红为反抗封建家庭包办的婚姻而离家出走。1933年，萧红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处女作为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1934年到上海，次年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完成了她的成名之作——以抗日为背景的乡土小说《生死场》。继《生死场》之后，1938年萧红在重庆开始创作她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由于长期的颠沛流离，直到1940年底才在香港的寓所中最后完稿成书。《呼兰河传》问世后，伟大的革命文学评论家茅盾为之作序，对于这位女作家的创作动因和作品的整体意蕴都做出了客观而恳切的评价。他精辟地指出“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作品主要取材于作者童年的生活，有浓重的自叙成分，其中不仅生动地描绘故乡风俗，赞美了普通人淳朴，善良的天性以及他们顽强的生命力，更抒发了作家对故土的深切眷恋之情，并且深刻揭示了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传统对下层人民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束缚和戕害。所以，这部作品不仅可以堪称是中国现代文学“诗化小说”中的经典，而且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少有的一部长篇乡土风格的小说。
呼兰女儿的吟唱
鲁迅先生说过，只有民族的，它才是世界的。从这个层面上讲，《呼兰河传》无疑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农村的民族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精神的展示和再现。作品开篇就用整整前两章的篇幅，来描绘出一个关东乡土农村的缩影——呼兰小镇，正面切入小镇独特的自然条件、社会风貌、风土人情和人们的精神状态。作品一开头，便紧紧扣住北方天气寒冷这个特点，多方描绘，尽力点染。从大地被“冻裂了”，年老的人进屋先“用笤帚扫着胡子上的冰溜子”等诸多方面说明北方严冬季节天气的寒冷。作品不仅在描写自然景物上具有风俗画的特点，并且在介绍呼兰河的社会风貌时，更加注意在风俗画上着色，把更多的笔墨放在“十字街”和“东二道街的大泥坑”上。通过作者对呼兰河风土人情的一系列描写，可以发现作者这样写不仅仅是在慰藉自己的思乡之情，和想唤起读者对东北沦陷的爱国目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作品中既融入了作者慨叹世风下，民生多艰的朴素民本主义思想，又渗透了“哀起不幸，怒起不争”的激扬民族精神回归，觉醒的叛逆个性。
“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之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①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她采取合乎自己情感意向和审美心理的创作方式来进行创作的，在把呼兰城和呼兰人向读者进行了全景式描写之后，开始荡开笔墨，把焦点放在呼兰小城的广大人民身上。第三章是作者在追忆自己的童年的幸福愉快生活和祖父对“我”的挚爱。第四章作者通过幼年时期对周围房客生活、思想、精神的观察和感受，反映出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贫苦。第五、优、七章分别写了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三人的故事。粗读《呼兰河传》，仿佛只是看到作家的童年人生，但细细品味一番以后，就会发现作者童年虽然寂寞但却清新；呼兰小城的生活虽然刻板，单调却也离不开音响和色彩，更会强烈地感受到北国故里世代延续的时风遗俗，民情世态……
面对这座闭塞而寂寞的小城以及世代生活在这狭小天地的民众，“也许你要《呼兰河传》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的。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而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是单纯的。她不留情地鞭笞他们，可是她又同情他们：她给我们看，这些屈服传统的人多么愚蠢而顽固——有的甚至残忍，然而他们的本性是善良的，他们不欺诈不虚伪，他们也不好吃懒做，他们极容易满足。”②其实，作者展示出这样一幅惊心动魄的民族社会和现实人生的真实意图在于，对东北三江平原国土的生命意识、文化观念、价值取向重新所作的一次全面的审视。从文学的视野本质上看，作品所反映出关于“以人为本体”的一种文化选择和审美追求。此部作品的创作，是把社会人文，世态民情风俗所作的文化选择以及其背后所蕴涵的文化大背景都融入了创作视野，具体地，历史地展示出呼兰小城文化和呼兰“众生相”，进而去感悟作品深层的稳定的文化精神结构和集体无意识形态。作品着意描述的典型环境“东二道街”上的那个终年泥泞的人生陷阱，不单给呼兰人带来的是生活灾难，也给这个单调寂寞的小城平添了一道独有乐趣的“风景线”。那个“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终于在要“规矩出来一个好人”的婆婆愚妄无知和乐于充当“看客”的国人颇有满足的观感中被“调教”死了；体健力壮话音响亮的王大姐也难逃于人们终日奚落的恶声，留下两个孩子悄然死去。还有那一群唱着古怪歌谣的漏粉苦工，提心吊胆又悠然自得地住在三间房顶上长蘑菇夜里会走的房子里……这一切让人看似轻松可笑，可是就在嘴边的笑还没有完全褪去时，眼角已然挂着泪了。这一切不仅发人深省：为什么呼兰小城会是如此寂聊淡漠？为什么会有像动物一般存活着愚昧麻木的人群？他们“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为什么他们非要在大泥坑边际作息生活，安于现状而不自知不反抗不觉醒？为什么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多余的苛求，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仅仅是满足人类这种最基本的物质要求，可是他们既“吃不饱也穿不暖”，“逆来了，顺受了。顺心了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面对着一连串的问题，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告诉我们：“文化包括文学艺术，都是‘集体无意识’ 即‘原始意象’的呈现，所谓‘原始意象’，就是‘人类远古的深层集体无意识’，是人类在生活中形成的，并且世代遗留下来的深层心理经验，是一种亘古绵延，无所不在，四处渗透的深远且古老和普遍的人类思想。” 韦勒克•沃伦也指出：“背景又可以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个人对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作品所描写的时代背景正值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