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十优世纪后半段的中国来说，张居正的分量举足轻重。公元1572年，未满十岁的大明神宗皇帝登极，改元万历，是年，张居正联合大太监冯保共同驱逐首辅高拱，自此，张居正升任首辅，并全面主管万历的教育工作。彼时的张居正内联大太监冯保，外控制内阁，同时得到两宫太后的支持牢牢掌控年幼的万历皇帝。此后十年，张居正在实质意义上全面把持了大明王朝。让已经严重走下坡路的大明王朝在这是十年出现了回光返照。
张居正的仕途相当的顺利，十二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进士。自此正式踏入官场，终其一生都在京师为官，可以说，他自入仕起便在权利中心。青年入仕，壮年入阁，十年宰辅，面对积弱的朝廷，年幼的帝王，浑浑噩噩的满朝文武。作为从小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当朝首辅，他力挽狂澜的之心很强烈，可以想象，在他当朝的十年，其心中一定有一个“万历盛世”的宏图远景。
张居正的成功与失败，对于历史来说，争议太多。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其掌权的那十年,大明王朝有了走向盛世的最好契机，然而，张居正一死即被全部清算。中国也失去了在近代开启之前改变之际国运的最好好机会。在那十年，张居正权倾天下，整个大明在按照自己的规划的意图在运转。
公元1572年，大明隆庆皇帝驾崩，传位于未满十岁的太子。是为万历皇帝。正值壮年的张居正被任命为内阁辅臣，仅次于首辅高拱。已然位极人臣。大行皇帝隆庆是个平庸的帝王。对于国家大事，不仅无能，而且无知。内阁的权利已经无限膨胀。已然成为了实际控制国家的权力集团。一旦出任首辅，其权力之大，非一般人臣所能奢望。张居正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国家的日益贫弱让他忧心。而他更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万历登极，新朝开启。受遗诏辅国的首席辅政大臣高拱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张居正处处被打压。他显然不甘心。而另一个人也不甘心。那就是大太监冯保。作为内廷的宦官。冯保从小受命服侍万历。是为皇帝的“大伴”。深得两宫太后和少年皇帝的信任。而且，此人显然也有野心。不甘心仅仅当一个奴才。张和冯共同的野心和共同的敌人.再加上两宫太后的支持。张居正在内廷的支持下，强力驱逐首辅高拱。改组内阁。张居正升任首辅。同时通过一系列的人事布局控制了朝局。同时牢牢把持住皇帝的教育，亲自任命皇帝的教师，甚至自己亲自担任首席教师。再加上冯保和两宫太后尤其是万历生母的支持。张居正站到了大明帝国权力的顶端。他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平台。张居正开始实际的布置其他梦想中的“万历盛世”此后的十年。张居正牢牢把持了帝国，在中国的几千年里，宰相首辅不少。但是真真能实际掌控一个帝国，而没有被史家骂为权臣忤逆的没有几个。在这一点上，历史对于张居正就相当优待。所谓卖于帝王家，留得身后名。这实际上是中国主流文人几千年来的最高理想。张居正实现了。他留在历史上的名声虽然不是一片礼赞。引来争议无数。但是绝对不是骂名。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身后留下了是一片赞扬之声。本身就太假了。史书的一片礼赞。必然引起后世的无数有聊无聊的历史学家的排山倒海的质疑。当然了张居正的身前生后的所做作为本身有太多的争议性。
二，死后清算，身前身后争议无数。
当下的我们能看到的所有的有关张居正的东西。给人感觉最大的有两点：一是在朝上任用私人强力推进一系列改革。另一方面，就是有关他私生活的种种不检点的轶事和传闻。我们这里先舍弃主干，看一下看一下张居正私生活的情况。不管是正史还是各种逸闻笔记。对张居正私生活评价都不是很高。甚至有的野史上记载张居正死于好色过度。有信史可查的是一代名将戚继光当年曾专门送了几个美女给张居正。看来，张居正特别照应戚继光不是光看中戚氏的军事才华。这几个女人的功劳并不是一点没有。可见张居正的私人生活是有可待指正的地方。在张居正死后，万历对其态度一百八十度转换的重要原因可能就是发现他的张先生的真实面目和其给自己灌输的君子之道完全不符。万历是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这个对他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很可能是导致了其整个世界观，价值观的全面崩溃。其后三十年的空前绝后的怠政。这可能是最早的一个诱因。宰相的私生活能影响一个帝王的世界观，价值观。张居正这也可以算是前无古人了。张居正不是圣人。我们说人有七情优欲。但是张居正的私人生活确实不是很让人信服。我们即使不排除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的部分。即使是放到已经世风日下的当代。张居正的所为也让人唏嘘。其一世英名最大的污点就在私生活方面的缺陷。这在一个道德至上的帝国。在这方面的失德可是致命的。张氏要为这个国家力挽狂澜。可是又控制不了一己私欲。实在是这个人物一生最大的失败。
就张居正个人而言，由于其争议太多。反而让我们比较容易看清这个人的真面目。就像前文所述。如果一个人物在历史上的评价过于一至。反而欲盖弥彰。让人不知所谓。一个人一旦有争议，反而真实了。起码在历史的重重烟雾下有裂缝。能看到一些东西。我们说，历史的研究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以史为鉴。从中悟出点东西。如果只是想看到历史的真面目，我们完全可以去编故事。历史的厚重在于它是过去的现实。它曾经彻彻底底的是曾经的我们的生活。张居正是历史给大明的一个异数。他若早出现100年。或者晚死十年。一切都会翻天覆地。但是，历史不容假设。
三，历史规律，张居正无能为力
我们说当时代发展到拐点的时候，必然有强人出现。可是在公认的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阶段，历史给中国派来了张居正。历史给英国派去了克伦威尔。是强人中的强人。而张居正是强人，可是不够强。本身出身的决定了张居正有致命的不足。我这里有一个假设。如果张居正有海瑞一样的品格。再加上自己本身的手段。或者张居正本身就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中国将有一个绝佳的社会形态过渡。没有战争，没有纠纷。甚至没有反对的声音。中国将在朝廷的强有力的控制下自上而下的把经济的发展从纯封建的小农状态中解放出来。我们注意到，张居正最重要的一个改革措施就是“一条鞭法”这条措施的初衷是为了改革这个国家日益贫弱的财政状况。而这一条措施的根本性的措施是把原来按人头收税的税制改为按田亩收税。在那个年代,土地就是所有的财产。也就是说，这是这是税制的改革。而这种按财产收税的税制和现代国家的税制与现代国家的税制有本质上的趋同。而一个国家税制的更改，必然引起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逐渐的必然会改变国家的经济基础。而事实上当时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关于这一点，本人愚见当代的历史研究有夸大之嫌）一个国家经济基础的改变所引发的震动必然是天翻地覆的。（当然，所谓的一条鞭法，并不是张居正原创，从嘉靖时代起，就有许多地方的督抚开始施行条鞭法，而在张居正死了以后，一条鞭法也不是马上就废止，而是逐渐被停罢，一天鞭法事实上陆陆续续实施了有七八十年，张居正的功劳在于把一条鞭法作为全国性的法律颁布全国。并组织全国的土地丈量来推行这一条法律，）中国会在近代还未开始之前就领先全世界。大明王朝丧失了两次绝佳的机会，一次是郑和下西洋，后的中国实行了禁海。我常常设想中国如果不禁海，会不会走上殖民的道路呢。一次是张居正的壮年去世。大明彻底的没有了希望。
张居正的正式职位是内阁大学士，同时掌管皇帝的教育事务，是为首席帝师。在大明的体制内，内阁实际上是皇帝的最高咨询机构，而首辅实际上是皇帝的首席顾问。在体制上并没有行政权，张居正想要施展自己的种种措施，在体制上没有保证，内阁首辅没有这个权力这就注定了张居正想要推行自己的政策必然要用一条相对危险的有朋党之嫌的方式。大明的体制凡在政策层面上的事，必须要皇帝的朱批。通常情况下是臣下的奏章送到内阁，然后内阁进行票拟（即给予帝王如何批复的建议）,接着呈送御前朱批，然后再布告天下，在帝王未成年的万历朝前期，内阁的票拟就成为了事实上的决策。但是，即使这样，内阁也只有核准权，没有决策的制定权。所以，张居正想要有所作为，他就必须有一笔“私人”在朝上推进他的政策。一般的程序是：张居正通过私人信件或其他私人方式授意其私人向朝廷呈奏自己的意图，然后再自己票拟同意。呈报御前的时候再在冯保的指挥下万历朱批，颁行全国，而对于许多地方上的督抚和将领，张居正甚至用私人信件的性质直接控制，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张居正和一代名将戚继光的关系。可以这么说，戚继光是大明开国以后最为成功的将领，而此人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与张居正关系密切，张氏在朝廷上为其撑起一把严严实实的保护伞。戚继光本人很有自知之明，他一生很少主动的去牵扯朝堂上的事。他知道如果一件事情当朝首辅都不能为他摆平。那基本上就没有希望了，所以他不白费这个力气，在张居正和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掌控大明的军事力量。戚继光紧紧依靠张居正，专心练兵，打仗，从而成为一代将星。在张居正父丧丁忧期间。戚继光的军情奏报被源源不断的送到江陵（张居正故乡）北京事实上成为了一个名义。
由于张居正大量任用私人。这个其中有不得以，也必然有私心，这就成为张居正最后倒台的致命口实。因为纠集朋党可是封建国家大忌。所谓君子不党。历史上著名的唐朝的牛李党争让原本已经元气大伤的大唐彻底的滑向深渊。所以朋党在中国的历代都是大忌。但是，张居正要掌控这个国家，他需要在自己的周围围绕一批人，来帮他推进自己的各项措施。他需要执行者，也需要各个方面的顾问。在地方上他需要地方大员的支持让他的政策变成具体的惠及百姓的政策。这又是一个悖论。作为一个王朝的帝王来讲.最理想的状态满朝的大臣老死不相往来。各安其职，各安其份。但是人是世界上最难控制的。何况要驾驭那些在官场混迹几十年的读书人和武人。中国自大宋以后就重文轻武，武人事实上已经沦落到工具的地步。几千年的科举磨练下的中国文人已经太过狡猾。从小长在深宫的万历懒惰，贪婪，却好像有很强烈的控制欲和很高超的帝王之术。在张居正之后，万历避居深宫三十年，大明帝国依然像一个玩物一样掌握在万历皇帝的手中。还好张居正在万历年幼时秉国。历史没有发生让万历从张居正手中夺权这一幕。张氏的死后清算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因为万历看到了张居正的私生活。张居正的不检点与其从小对万历的教导完全背道而驰。万历的价值观在刚刚定型的时候被完全击垮。其后三十年的怠政可能与这个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张居正在朝堂上巨大的势力，让他感到害怕。对于改革很多皇亲国戚表示出了反对，因为这些措施触动了他们的个人利益，还富于民必然是他们的财富缩水，是他们在张的改革中给了巨大阻力。最后，还是让他们得逞了，为官不伤权贵，为政不树朋党很难。
四，历史过客，伟大还是失败？
张居正的失败，一在大明的积重难返，问题太多，二在自己的独断壮行，任用私人，三在生活腐化，表里不一。四在万历这个皇帝没有圣君之能。五就是中国文人的劣根性。前面四个其实都很表面，很容易从史料中得到答案的。关于中国文人的劣根性，其实是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东西，在中国的文人圈中，自八十年代巴金出了一本《随想录》的东西，中国的文人就一直在寻找所谓的文人的良知的东西。但是，在我的眼里，中国文人事实上具有极其强烈的劣根性，所谓的有良知的文人从来不是主流。在大明一朝，自永乐以后文人的地位飙升，在帝国的上层，各色文人牢牢把握着我们的帝国。可是大明被弄得乌烟瘴气是不争的事实。首先是关于文人的定义，是不是读过书的人就能被定义为文人？还是要是读过很多书的人，能熟读四书五经的人才是文人？中国历代对于文人的推崇到底是推崇文人的什么东西呢？我觉得中国的文人有点愧对国人几千年的推崇。文人是一个知识阶层，而不是一个社会阶级。中国历代的上层人物可以确定都是文人。甚至是这个国家最好的文人。可是中国历史上的多灾多难多半也是拜这些文人所赐。中国的文人对功利有着太多的热衷。大多数文人缺乏深刻性。而“深刻”的文人又没有出头的机会。
从历史的角度上讲，张居正其实实现了他的“救时宰相”的理想。大明在万历朝的前十年的回光返照可以说是张居正的一己之力。历史给了张居正十年的时间。可能太短了。但是或许根本的问题其实不在这里。在一个僵化的体制下。人治的条件下。以张居正的知识储备和思想结构。他所能做的不可能的从根本上改变大明的基础。张居正的措施即使动作再大也只是敲敲打打。一个本身建立在沙滩上的建筑，墙修得再好，也没有价值。该倒还是要倒
题记：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所经受的磨难以及内心的孤独，绝非常人所能理解与体会，尤其是在礼教凌驾于人性之上的封建社会，更加难能可贵，尽管他有众多不是，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正为国家富强而存在的改革家。
最早接触张居正是大学的时候看《万历十五年》，接下来是电视剧《大明王朝》，然后是《明朝那些事儿》，最近是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两部电视剧，两本书，各自的侧重点不一样。首先，《万历十五年》以大历史观的角度分析了几个历史人物，以张居正的去世为核心，分别对这几个历史人物进行分析，站在不同人物的角度看待张居正的功过以及如何处理人臣关系。其次，《大明王朝》主要讲的是嘉靖一朝的事，那时的内阁首辅是严嵩，而张居正只是排在徐阶、高拱之后的内阁辅臣之一，资历最浅，但其满腹经纶，一身正气的形象已展露无疑，在他老师徐阶的带领下扳倒了严嵩这个大奸相。再次，《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以其独有的词藻描写了大明王朝的兴衰史，以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当时历史人物的心思，颇受读者喜欢，这几年相当火爆，开创了历史小说的新写法。最后，《万历首辅张居正》里的张居正是由著名演员唐国强扮演的，一出场对张居正的评论就是“满腹经纶，一身正气”，我自然联想到诸葛亮以其经天纬地之才辅佐刘备开创一代霸业（虽称帝，但毕竟所拥有的版图很小，故不愿称其为“帝业”），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同样在张居正身上展露无疑。简单地说，《大明王朝》主要是前期的张居正，《万历首辅张居正》差不多是接着《大明王朝》拍的，当然中间少了一段徐阶是怎么下台的，《万历十五年》着重对张居正的功过进行评论，而《明朝那些事儿》着重对人物的心理进行分析，叙事性较强。
一、初入仕途——清流本色
嘉靖二十优年（1547年），23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结果是夏言为首辅，然后被严嵩进谗接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嘉靖帝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这段时期的张居正有着“书生意气”，很想“指点江山”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与理想，对于政治权力斗争尚未做好心理准备，一心想为国家办实事，也许他不止一次地在深夜里规划着自己的政治人生，然而事与愿违，现实的官场政治让他措手不及，从小拜读孔孟的圣贤书，对儒家思想的治国之道了如指掌，通过层层选拔总算进入政治精英分子行列，可他看到的那些大官们整天忙的不是国家大事，而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早把孔孟之道抛之脑后。他也许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就是现实的国家治理吗？理想与现实原来差距如此之大，奈何自己无能为力。
二、暂别官场——转型期
嘉靖三十三年（1553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29岁的张居正深深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自己必须去趟官场这潭浑水，我想正是这个时期他才深深体会到“内抱不群，外欲浑迹”这八个字的内涵，内心有很大的抱负和出众的才能，但是外表却和世俗百象都能打成一片，也就是绕个弯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必须默认世俗的官场潜规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人生理想，暂时地委曲求全，放下自命清高，不肯与世俗为伍的清流本色，逐渐转变为循吏。（根据熊召政先生的观点，所谓循吏就是能办事的官员，虽然贪酷，但能把经济搞上去，造福一方百姓；所谓清流就是为人端正，但能说不能干，只有理论没有实践的官员。）
三、牛刀小试——循吏的成功
嘉靖三十优年（1558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1565年），张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逾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裕王很器重他，裕王府中人人夸奖张居正的才干与学识。嘉靖四十五年（1567年），张居正掌翰林院事，翰林院这个部门不得了，里面的人物都是厉害人物，而张居正成为他们的老大，这为他以后开展“万历新政”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这一年，嘉靖殁，裕王即位，是为明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年)，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三十年后，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已经颇有心得。
我一直认为封建社会的权力斗争是天下最大的学问，善始善终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做官的楷模当首推曾国藩。在曾国藩和张居正之间我发现了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变”，我这些年看了一些历史之后，对权力斗争总结出两个字“忍”和“变”，“忍”为静，“变”为动，处理人际关系和事情的时候，紧紧抓住这两个字，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忍中有变，变中有忍，当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或者与自己持有的价值观相违背的时候，到底变还是不变，忍还是不忍，如何处理，这是一门很高深的艺术。张居正和曾国藩在早期的仕途中都遇到过与自己的价值观严重背离的事，自己很想把工作做好，然而总会遇到很多阻挠，倘若“硬碰硬”，不懂得“以柔克刚”，变通着法子去处理此类事，一身正气，誓不同流合污的清流本色在现实的官场政治中只会得不偿失，空有美名，却无实际意义，对于社会福祉的改善丝毫无用。取得非凡成就的他们都在权衡利弊之后，选择了“变”和“忍”，忍辱负重地实现了的人生抱负，力挽狂澜，扶王朝之将倾。
四、大展宏图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篙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发生嫌隙。隆庆优年（1572年），穆宗病殁，年仅十多岁的万历皇帝继位。张居正遂联合冯保，勾结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1568年）八月，他的《陈优事疏》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优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