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黄礼孩诗歌艺术
智利诗人文多夫罗曾说：“诗人的天性，第一是创造，第二是创造，第三还是创造。”①（363页）这段话不仅界定了诗人工作的性质，也向诗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所谓界定了诗人工作的性质，是说诗人写诗其实就是在从事一种创造活动，写出一首诗的过程就是诗人创造一个现实世界里不存在的情景之过程。而向诗人提出非常高的要求，是说只简单记录自然、生活或心灵并非属于创造活动，也并非诗人的重心与职责，只有刻画出现实世界根本不存在的事物或情景才属于创造，才是诗人的职责和创作的重心。而问题到此并没有完结，什么样的诗歌才属于创造？诗人又用什么来创造？这些问题就又摆在了诗人面前。对于诗歌来说，属于创造的只能是那些诗人第一次向读者提供的东西：新的生活；新的意象，新的完整形象；新的事物关系与组合；新的意义结构；新的艺术与技巧；以及新的主题等等。而这一切都依赖诗人的想象来完成。我之所以特别重视黄礼孩先诗歌的创造特质，原因不仅是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完全当得起“创造”这个闪亮的字眼，而且还因为它们都是透过一种非同寻常的想象来完成的，就如文多夫罗所说“每时每刻都表现出一种真正的非凡”。②（364页）还是让我们先来看一些实例吧：
“岁月被磨损的部分／在脱落／脱落在泥土上，它的花纹／迈着原来的脚步在行走”（《丢失》，30页）。“花影在时间的耳垂上／移动，带来阳光的味道”，“花阴的脚步零乱，是它在躲闪／还是在追逐蜜蜂的芬芳／也许是舞蹈，它已使我痴迷”（《花影》，34页）“小孩的牙齿轻轻咬着／时间的手指”，“远方的眼睛像水一样蓝起来”（《手指》，43页）。“三月远去／我退避路的一旁注目／我无法准确地说出我的牵挂／在陌生的四月我大喊一声／回头的是你三月的笑脸”（《三月》，80页）。
读着这些诗行，读者不能不留下这样的印象，那就是想象的“奇”与“趣”。“奇”是指“奇特”、“奇妙”，这包括：一、想象的奇特或奇妙。黄礼孩诗作中常常出现一些现实场景中无法出现的事物、画面或景象，它们又多是被诗人以奇妙的想象手指描画出来的，并带给读者一些十分有趣的联想。像“岁月”作为一个抽象的时间概念，完全不能像物体一样“磨损”“脱落”，更不可能有“花纹”和“脚步”，但诗人透过奇妙的想象让它实体化，从而很好地表现了他对“丢失”的感受。在另一首诗里“时间”也同样被物质化，变成了“手指”，可以由“小孩的牙齿轻轻咬着”，这样使得抽象的概念不仅变得形象可触，而且充满了想象的趣味和生活的情调。由此可见，诗人的创造之所以能实现，就因为他把一些虚无缥缈的抽象透过想象煞有介事地形体化。事实上诗人所表现的许多东西，无论是情景、感悟和灵感，还是情感、心理或思想都是抽象的，如果不借助想象将其形象化，不仅读者无法准确地把握就连加以一定的审美感受也很困难。因此，为了让读者能确切感受和准确把握诗歌所表现的抽象内容，诗人就需要通过想象将抽象的化为形象或可视的。而这个化抽象为形象的过程，不依赖诗人出色的想象就无法完成，因为如果诗人没有出色的想象力，不仅无法产生出色的想象，也无法给读者提供具体感知的过程，更无法将抽象化为形象。所以，任何一种化抽象为形象的过程都离不开诗人出色的想象，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诗人的想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二、词语组合的奇特。其实词语组合的奇特，不过是奇妙想象的文字化，因为无论诗人的想象多么超凡入胜，在没有形成文字之前它们都是抽象的思绪，一旦诗人需要把它们表现出来，就必须借助文字加以固化，这样抽象的想象才会变成形象的描绘。黄礼孩的诗里常出现一些超越逻辑和语法的意义组合与语句联结，这都可以视作他将奇妙想象文字化的结果，也必然带给读者一些惊奇与震撼。如“花影在时间的耳垂上／移动，带来阳光的味道”，“花阴的脚步零乱，是它在躲闪／还是在追逐蜜蜂的芬芳／也许是舞蹈，它已使我痴迷”（《花影》，34页）这两段诗歌引文就属于超越逻辑的意义组合，所使用的方法是比喻与拟人。“时间的耳垂”和“阳光的味道”是比喻，因为“时间”不会生“耳垂”，“阳光”也不会有“味道”。至于将人的动作“脚步”“躲闪”“追逐”和“舞蹈”赋予了“花阴”则属于拟人。而修辞手法中的比喻、象征、拟人和夸张都属于诗人想象的产物。诗人想象力发达，它们就奇妙；诗人想象力平庸，它们则平凡甚至拙劣，所以，只要观察诗歌是否使用上述任何一种修辞手法，以及用得是否出色，便能基本判断诗人是否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的天性。而在此意义上创造并不神秘，对语言艺术来说，就是化无为有，变不可能为可能，换抽象为形象。而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当然都不合自然真实的逻辑，不过，也正是其不合逻辑反而生出浓郁的诗意。至于超越语法，是指词语搭配超出了词语本身具有的语法范畴。每个词语一般情况下都有其适用的语法范畴，即什么样的主语跟什么样的谓语，什么样的谓语只能跟什么样的宾语。举例来说：“白色的时间／敲打出阳光的酒浆”（《未眠的眼睛》，28页）。能“敲打”的必然是各种硬物，它的主语应该是诸如锤子、石头、木棒之类的词语，但诗人却用了“白色的时间”（“时间”有颜色，已是违反逻辑了），它还能作为硬物“敲打”“阳光”显然又违反了语法。可正是这样的词语组合却让诗句充满了浓郁的诗意。
“趣”则包括“趣味”、“韵味”，也就是通过奇妙的想象、奇特的词语组合所产生的独特效果，带来或浓或淡的诗歌韵味或趣味，这恰恰也是黄礼孩诗歌中最值得关注的部分。对于诗人来说，制造离奇的想象并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要使这种想象具有浓郁的趣味或韵味，也就是说，诗人要使想象这一处理诗歌的工具产生非凡的诗歌效果，这便不能不具有超高的难度。诗人要让诗歌既是想象，又是创造，同时还要产生出色的效果——浓郁的诗意或诗趣，这对任何诗人都是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而黄礼孩不但战胜了这一挑战，也克服了它的超高难度。仅从诗集《一个人的好天气》来看，既是想象，又是创造，同时还具有浓郁诗意或诗趣的作品为数不少。究其原因我想还在于所谓的诗人气质，因为只有这个东西能让诗人产生奇妙的想象，能让诗人激发旺盛的灵感，同时又能保证这些旺盛灵感和奇妙想象都属于诗的。而这大概就是诗人与小说家、散文家的最大差异。应该说小说家、散文家也都能产生奇妙的想象和旺盛的灵感，但他们的想象与灵感只适合他们创作的对象，即只适合于小说与散文。诗人就不同了，呈现某个独特语境里的奇妙想象和灵感，既是意象、细节、场景或感觉的出色组合与创造，同时又具有小说、散文所不具备的诗意和诗趣；既显示了想象的灵动，又显示了灵感的神奇。这一切，非具有诗人气质不能做到，也非诗歌所无法完成。而且也正因为黄礼孩诗歌里的这些“奇”与“趣”，让我们感觉到他的整个艺术表达显得十分空灵。所谓空灵，无非是说诗人不拘于任何生活现实和客观细节，而是把它们作为自己艺术表现的支点来驰骋个人出色的想象，或者换一句话就是用自己出色的想象去烛照客观细节，用非凡的创造去提升生活的现实，这样客观细节和生活现实的平凡或平庸便被完全消解掉了，加之它们本身又多以灵感形式呈现，于是想象的神奇、灵感的灵动和浓郁的诗性就被完全激活了，这才能充分显示出想象的奇妙与趣味。不过，由此也让我猜想黄先生幼年时一定是一个“寂寞的小孩子”，因为“寂寞”会造成一个人想象机能的发达，而何其芳就曾说过寂寞的小孩子常有美丽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