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生命周期与财务重述研究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7)14-0008-05

一。引言

财务重述是上市公司修正前期财务报告以反映这些报告中的差错被更正的过程(FASB,2005)。目前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现象日论文网渐频繁,2010―2015年上市公司重述总数达3157次,由2010年的224次上升到2015年的430次,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后果,包括对股价产生负的市场反应[1-4]。股价崩盘风险明显更高[5]。引致集体诉讼等[6],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2016年12月,为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证监会修订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第3号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减少财务重述的发生,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成为国家和社会密切关注的课题。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指出: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企业面临不同的发展需求以及内外部环境特点,这会导致企业不同的战略决策意图和行为倾向[7]。当财务报告会计。法律。技术等问题而存在错误或误导性信息时,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将如何作出财务重述决策,当期重述还是滞后重述?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已有关于企业生命周期的研究较多,但从企业生命周期这一动态视角探讨与财务重述关系的研究较少,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契机。因此,本文以2010―2015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企业生命周期与财务重述的关系。

二。文献回顾

时至今日,在剖析财务重述的原因时,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管理层迫于资本市场的压力和自利行为的满足而进行盈余操纵引致的。Richardsonetal。研究发现,迫于资本市场的压力,上市公司管理层有动机进行盈余操纵以维持盈利增长或超过预期的盈利,而为达到上述目的采取激进的会计政策最终导致了更频繁的财务重述[8]。喻焱文认为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基本动因是调整盈利水平,具体动因表现可以划分为收入。成本费用。非经常性损益等其他变化[9]。Lev更是将财务重述作为管理层盈余操纵行为的表征[10]。曹强的观点有所不同,认为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是财务重述产生的最主要原因,其他的原因还包括管理层的盈余操纵。准则的模糊性和业务的复杂性[11]。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MasonHaire首先提出,认为可以用生物学中的生命周期观点看待企业,企业的发展符合生物学中的成长曲线。70年代后学者们以企业组织行为(组织结构。管理风格。控制行为等)。与企业价值相关的会计指标两方面作为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依据[12],展开了一系列的规范研究,提出了20余种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方法,从3阶段到10阶段不等。随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拓展到投融资[13]。盈余管理[14]。企业绩效[15]。公司治理[16]等实证研究领域。关于企业生命周期的度量方法有Dickinson的现金流量组合法,任佩瑜的管理熵法和范从来的产业经济学增长率分类法等。迄今为止,上述哪一种度量方法更为合理和准确尚未定论,但一致认同企业需经历孕育。成长。成熟。衰退或再发展等阶段,每个阶段具有显著不同的特征。

通过已有文献回顾,笔者发现尚未有直接揭示生命周期和财务重述关系的文献,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引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将其与财务重述研究相结合,拓展了财务重述相关问题的研究视角;(2)借鉴已有学者对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方法,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②。本文从企业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出发,动态分析了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财务重述决策的差异,丰富了生命周期和财务重述的相关研究。

三。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

(一)企业生命周期与财务重述

王毅辉等认为财务重述是对存在错误或误导性信息的历史财务报告进行事后补救的公告行为[17]。财务重述是否发生及当期或滞后重述的决策都与企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企业如同生命体一样,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体现不同的特征。成长期企业发展速度较快,有较多的投资机会和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但现金流和人才储备严重不足,这时公司治理机制逐步建立,并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成熟期企业盈利水平达到高峰但增速放缓,面临的市场趋于饱和,竞争更为激烈,但公司治理机制趋于成熟,对外界人才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衰退期企业的市场份额逐渐萎缩,产品失去竞争力,人才流失较为严重,如果不积极转型。研发创新,将会被其他企业抢走市场份额,无法持续经营甚至面临破产清算。企业生命周期各阶段公司治理特征。财务特征和人才储备方面的差异如同一双无形的巨手,始终左右着企业的财务重述决策。因此,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企业生命周期与财务重述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二)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与财务重述

处于成长期的企业,相比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而言,在公司治理特征。财务特征和人才储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1)公司治理机制处于逐步建立的过程中。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作用无法正常发挥以完全牵制管理层,甚至凌驾于公司治理层之上。职业防御和既得利益的需要,更有动机进行应计或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周冲实证研究发现成长期比成熟期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更高[14]。前已述及,由于收入确认不恰当。成本费用不真实等原因可能导致财务重述,而上述行为实质是企业为实现盈余管理而运用的具体方式。(2)强烈的投资需求与有限的筹资能力并存。成长期企业虽然在获利能力方面逐步增强,但明显滞后于收入的增长,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而投资者或债权人因成长期企业风险较高往往会设定许多约束性条款,制约了融资的便利性。黄宏斌等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成长期企业相比成熟和衰退期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大[13]。管理层可能篡改财务数据以实现成功融资,导致财务报告存在差错或误导性信息,进而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高。(3)急剧的人才需求与人才频繁流动并存。成长期企业发展速度较快,随着生产规模的?U大,对人才的需求急剧攀升,但是配套的薪酬。晋升激励体制滞后,造成人才的流动频繁,储备不足。尤其以原则为导向的新会计准则中隐性知识比重的提高[18],对企业会计人才的职业判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职业判断出现偏差,差错或误导性信息将相伴而生,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提高。因此,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H2:与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相比,成长期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高。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10―2015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公司数据作为初始样本。在获得初始样本后,依据以下标准进行了筛选:(1)剔除ST。星号ST类特殊处理的上市公司;(2)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3)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4)剔除2010―2015年未一直存续的企业。经过上述处理后,获得6096个平衡面板数据。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资料,通过DIB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中的财务重述库查询获取;其他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或手工计算整理而得。数据处理上主要使用Stata12。0软件。为了克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按照前后各1百分号进行了Winsorize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模型(1)―(4)中的被解释变量为财务重述RESTATE,表示上市公司当年是否发生了财务重述行为。由于DIB的财务重述库有明确的财务重述公告日期,所以不需要将财务重述的数据滞后一期。

模型(1)中的解释变量为LC,表示公司所属的生命周期阶段。当公司属于成长期时LC=1,属于成熟期时LC=2,属于衰退期时LC=3。生命周期阶段的划分借鉴范从来等[15]的研究采用产业经济学增长率分类法将上市公司所处生命周期大致划分为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将2010―2015年分为2010―2012年和2013―2015年两个相邻的时期,比较企业在两个相邻时期的增长率与相应时期所属行业的增长率。如果该企业的增长率(以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表示,下同)在两个时期均高于行业平均增长率(以行业平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表示,下同),则为成长企业;如果前一时期大体接近于行业平均增长率,而在后一时期大大高于行业平均增长率,也为成长企业;如果在前一时期高于行业平均增长率,而在后一时期逐渐低于行业平均增长率,则为成熟企业;如果两个相邻时期的增长率均低于行业平均增长率,则为衰退企业。利用上述方法,将1016家上市公司进行划分后,处于成长期的有278家,成熟期的有242家,衰退期的有496家。

模型(2)―(4)分别考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对财务重述的影响是否显著。当公司处于成长期时GS=1,否则GS=0;当公司处于成熟期时MS=1,否则MS=0;当公司处于衰退期时DS=1,否则DS=0。

此外,为了更好地测试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还借鉴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所有模型都考虑财务杠杆(LEV)。公司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股权集中度(TOP)。总资产周转率(TURNOVER)。控制人性质(STATE)。行业(INDUSTRY)和年度(YEAR)控制变量。各变量定义见表1。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在2010―2015年这6年中,处于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各占27。4百分号。23。8百分号和48。8百分号,衰退期企业数量接近一半。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为16。3百分号。控制变量方面,资产规模(取对数后)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22。101和1。291,表明上市公司发展不均衡;资产负债率平均为48。9百分号,说明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较强;总资产净利率最高为21。1百分号,最低的为负数,说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普遍不高;总资产周转率最高为2。701,最低为0。062,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行?I特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最高为74。3百分号,最低为8。8百分号,说明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差较大;控制人性质的均值为0。541,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超过了半数。

(二)相关分析

表3报告了各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表3可以看出,生命周期与财务重述在5百分号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初步表明生命周期与财务重述关系越显著,成长期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大。在控制变量方面,财务杠杆与财务重述显著正相关,资产规模。盈利能力。总资产周转率和股权集中度与财务重述显著负相关,控制人性质与财务重述不相关。

(三)回归结果分析

笔者利用模型(1)对生命周期与财务重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了更好地考察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对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将生命周期的三个不同阶段分别放入模型(2)―(4)中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

表4中的(1)显示,生命周期与财务重述显著负相关,假设1得到验证;(2)―(4)显示,GS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与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相比,成长期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高,假设2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方面,资产规模。总资产周转率和股权集中度与财务重述显著负相关。财务杠杆与财务重述显著正相关,这与何威风的研究一致。总资产净利率和控制人性质对财务重述影响不显著。

六。稳健性测试

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将被解释变量财务重述用当期或滞后重述替代,当期重述取值为1,滞后重述取值为2,未发生则取值为0,对上述理论假设的检验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测试。总体上不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成长期企业偏向滞后重述,结果见表5。

七。结论

本文选取2010―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生命周期对财务重述的影响。研究发现:(1)生命周期对财务重述的影响显著,两者显著负相关。(2)进一步将生命周期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结果显示,成长期对财务重述的影响显著。稳健性测试的结果表明,对于财务报告存在的差错或误导性信息,成长期企业偏向滞后重述而不是当期重述。可能的原因有: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董事会和监事会无法有效牵制管理层,导致管理层权力过大。管理层一方面出于自身职业防御和既得利益的需要,担心重述后影响薪酬和晋升;另一方面出于成长期企业利益的需要,担心重述后导致融资失败,因而推后财务重述的时间。本文依据结论提出以下建议:(1)作为成长期企业,应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规范管理层的经营行为。尤其是针对管理层权力过大的企业,为了避免机会主义倾向,可以实施股权激励,使得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更好地为企业服务。(2)证监会一方面应重点加强对成长期企业的监管,提高其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保护投资者利益;另一方面应及时修订信息披露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对故意隐瞒差错或遗漏公司的处罚力度,提高违规成本,从而达到净化证券市场,促进财务资金合理配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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