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为主义在中国产生了被认为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征的中国化主义。可是,如果主义可以中国化,即可以存在中国化主义,那么主义就存在抽象主义“与具体主义“之分。这会引起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如何协调主义与中国化主义之间的关系。抽象地看,二者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前者是抽象主义,后者是具体主义。然而根据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原理,抽象寓于具体之中,并无脱离具体的抽象。这意味着没有中国化主义,就不会有主义。然而历史事实是,在没有中国化主义之前,主义已经存在。因此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会导致中国化主义与主义同时产生的不实结论。

唯一可以化解上述结论的办法是:认定创立的主义也是一种具体主义,即德国/欧洲化主义“,也是主义家族的众多成员之一;德国/欧洲化主义是其他具体主义的鼻祖,其他具体主义是从德国/欧洲化主义中抽象出来的主义“――主义基本原理与世界各地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

这意味着必须对主义这一概念做出区分,即:明确地将主义区分为抽象主义与具体主义,抽象主义指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主义指既包含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符合主义基本原理的独特内容的主义;明确地承认,创立的主义也是一种具体主义――德国/欧洲化主义。

如此一来,相对于主义的国别特征,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去主义的德国化/欧洲化。正如毛泽东与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纪要指出:要使起源于欧洲的主义,变为中国的主义“[1]。

其二,如何确立具体主义“是否为

主义的标准。如果主义存在抽象主义“与具体主义“之分,那么俄国化主义“。朝鲜化主义“。古巴化主义“,乃至存在主义“。人道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结构主义“。西方主义“等,至少在提法上都是成立的。面对如此之多的具体主义“,谁是真正的主义?判定一种具体主义“是否为主义的标准是什么?

不同的主义信仰者衡量所谓真正的主义的标准往往是不一样的。从物质动因出发,会得出生产力标准;从阶级关系出发,会得出阶级斗争标准;从经济危机出发,会得出计划经济标准;从剥削。压迫的根源出发,会得出公有制标准;从人的发展出发,会得出自由与解放标准……这些不同标准在同一历史时期并不能有机地协调起来。

在众多衡量主义的标准当中,卢卡奇的方法标准可谓影响最大。卢卡奇认为,正统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指方法。“[2]简言之,卢卡奇衡量主义的标准是方法而非结论。

然而,方法标准也面临着很大问题。其一,主义文本提供的方法是多元的,从不同方法出发会得出不同标准。其二,主义的根本方法――辩证唯物主义是抽象的。面对一种抽象的方法,人们在操作层面往往可以采取彼此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具体方法。其三,方法本身是中性的,人们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都是反辩证唯物主义的。因此对价值观和社会观取向性很强的主义来说,方法很难成为衡量具体主义“是否为主义的标准。

当主义存在抽象主义“与具体主义“之分,而人们又不能就衡量主义的标准达成共识时,主义就失去了对各种具体主义“的裁判权。究竟谁是真正的主义,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主义被工具化就难以避免。其后果是,使主义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

二。主义形式中国化“与主义内容中国化“之争

在主义中国化“提法中,主义“是中国化“的对象。但进一步追问的话,这个提法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主义中国化究竟要化主义的什么?要化主义的形式,还是要化主义的内容?

对主义的形式中国化,理论界几乎没有什么争议。其一,主义形式的中国化是必需的,比如至少在语言表达形式上要中国化,否则不通外文的大多数中国人如何掌握和接受主义。其二,主义的形式中国化意味着不一定要改变主义的实质内容,从而不会引起许多人对非主义化的疑虑和担忧。其三,就党人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掌握和接受主义的实质内容,而不是主义的表现形式。因此,主义在表现形式上应当中国化。

主义中国化的争论主要发生在主义是否可以内容中国化“这一问题上。内容意义上的主义中国化意味着,要将作为A的主义化为作为B的中国化的主义。这意味着主义在内容上要发生一定范围和程度的质变,否则何以言化“?正如毛泽东所言:‘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3]。可是内容发生了质变的主义“还是主义吗?正是这一理论,一些主义反对者认为,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意味着非主义化。譬如,1939年国民党人叶青就声称:它必须变更其形式,有如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不同。这才叫作中国化。“[4]叶青此句中的形式“,从其精神实质看,就是指主义从形式到内容的整体性变更。而一些主义信仰者之所以不赞成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则是担心它会导致非主义化。上述质疑和担心,无论动机如何,但并非是杞人忧天。如果抽象地看主义中国化“这几个字眼,他们的质疑和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主义――中国化“意味着以中“化马“,变马“为中“。

消除上述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主义中国化不是针对抽象主义“――普遍意义上的主义――主义基本原理,仅仅针对具体主义“――德国/欧洲化主义。特殊性受普遍性制约,只要保持主义基本原理不变,不管主义所采取的民族形式和个别论点如何变化,都不会改变主义的基本性质。因此在坚持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主义中国化不会导致非主义化,只是将德国/欧洲化主义改变成中国化主义,即用一种具体的主义代替另一种具体的主义。正如前文提及的纪要一文指出: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求形式上的转变,更要求内容上的转变,即要使起源于欧洲的主义,变为中国的主义“[1]。

困难在于,在创立的主义中,哪些理论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可以决定一种具体主义之为主义的基本原理?哪些理论是仅仅适用于德国/欧洲特殊情况而不能适用于别的国家的民族形式和个别论点?换言之,在创立的主义中,哪些理论是不能改变的,哪些理论是可以改变的?对此,人们很难有统一的界定。当人们对此界定不清时,主义国别化有可能不单是改变主义的民族形式和个别论点,而且有可能改变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困难还在于,在主义国别化过程中,其共性与个性是否可以被轻易地加以分离?个性是否都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随时变化而又不影响或者仍然可以与共性保持一致?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共性来自于个性的抽象。换言之,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共性也要受到个性的制约。既然主义基本原理来自创立的德国/欧洲化主义,那么德国/欧洲化主义就对主义基本原理存在一定程度的制约,就不能因其处于个性地位而随意被置换。然而,将起源于欧洲的主义变为中国的主义,是否只是一种民族形式抑或个别论点而非实质内容的变化?

三。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主义化“之争

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显然会引起人们对主义“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的思考。对二者关系思考的结果,恐怕是这一提法面临的最大麻烦,那就是:中国党人的奋斗目标到底是主义中国化“,还是中国主义化“?或者说:中国党人到底要用中国改造主义,还是要用主义改造中国?

全世界的主义者,不管各自所走的道路如何不同,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都为着共同的全世界主义事业的实现而斗争的“[5]。诚哉斯言,主义无论包含多少理论,但它的核心是实现主义――全人类的解放,其他理论主要是为实现这一远大理想服务的。中国党人之所以选择和接受主义,是因为认同主义理想,相信主义道路,决心按照主义改造中国,最终在中国实现主义。因此就中国党人的奋斗目标而言,根本的是中国主义化,而不是主义中国化。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主义。我们要使中国GM丰富的实际主义化。“[6]

人们也许会说,主义中国化只是中国主义化的必须环节和手段,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中国主义化。问题在于:其一,二者刚好是两个方向相反的运动,至少从字面上看,就是如此。因此,说主义中国化是为了中国主义化有南辕北辙之嫌。其二,即便二者是手段与目标的关系,但一味强调主义中国化,却鲜言中国主义化,是否有舍本逐末之嫌?既然中国主义化是目标,那么在二者的关系当中,中国主义化才是主要方面,何以不大力提倡中国主义化?其三,相较而言,中国主义化这一提法不但能更明确地表明中国党人的奋斗目标,而且在内涵上更丰富。更完整。主义中国化中的主义只能指非中国化的主义,尤其指创立的主义,不能包含中国化主义,否则会导致中国化主义中国化的逻辑错误。反之,中国主义化中的主义可以包括创立的主义。中国化主义。其他主义在内的任何一种真正的主义。在此情况下,人们更有理由认为,与其强调主义中国化,毋宁强调中国主义化。

论析主义中国化“提法之隐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