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的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403。3;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2-0090-10

一。引言

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多层次的环境监管体系。就环保法律来看,据统计,全国人大及其常论文网务委员会颁布的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将近30项,地方性环境立法84项,有关部门还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的行政规章(包群等,2013)。就经济型环境规制来看,2014年排污费征收规模达到187亿元,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1。60百分号,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1。13百分号。此外,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作用也日益凸显。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淘汰落后产能。激发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污染产业投资的流动不仅影响着落后产能的区位分布,而且伴随着环保技术的创新。要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在区域间的有序转移,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找最佳契合点,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必须是恰当的。可行的,因此有必要研究不同类别环境规制工具对不同区域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机制。

相关研究对环境规制的分类主要有三种:一是按照政策实施机制分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自愿。参与型规制),其中前者又可细分为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彭星等,2016;原毅军等,2014);二是按照污染物种类分为废气治理费用。废水治理费用等(徐开军等,2014);三是按照经济效益不同分为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张平等,2016;原毅军等,2016),其中后者按照资金用途又可分为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老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

现有文献关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企业生产行为的研究,多集中在企业创新能力方面。占佳等(2015)研究认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在短期内会抑制技术创新,但这种抑制效果逐?u减弱并转而促进技术创新;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长期来看这种促进效应不显著甚至会抑制创新。张平等(2016)分析认为,费用型环境规制产生了挤出效应“,不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投资型环境规制则产生了激励效应“,支持了波特假说“,尤其是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的作用则难以确定,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却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张江雪等(2015)则认为,行政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显著,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则非常有限。可见,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差异,只有选择合适的环境规制工具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政策效果。但有关文献并未结合地域特征展开区域比较研究。

关于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现有研究大多从两个视角展开:一是成本视角,即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会提高污染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推动此类产业向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转移;二是创新视角,即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提高会刺激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动力,从而可以缓解其带来的成本压力。但是对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现有研究却较少涉及,且研究不够深入。如彭文斌等(2014)认为政府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空间演变的影响方向与非政府环境规制的影响方向基本相同,但平均影响效应要强于非政府环境规制。

经济学理论对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解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降低生产成本的追求,二是对技术创新和规模经济(如产业集聚)的追求。就生产成本来看,一般认为环境规制的加强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对污染产业投资起到抑制作用,可称作成本效应“。事实上,成本效应并不一定表现为负值,主要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不同性质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影响不同。排污费。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等主要来源于企业资金的环境规制对企业成本的负向影响较明显,而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等对企业成本的影响相对较弱。二是不同发展阶段中,成本效应的符号可能会发生动态变化,因为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或者抵消成本效应。

就技术创新来看,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提高会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生产成本的增加,可称为创新效应“。当这种效应不足以完全抵消生产成本的增加时,成本效应表现为负,称为弱波特假说“;而如果这种效应能够抵消生产成本增加,则成本效应表现为正,称为强波特假说“。创新效应是否存在,一方面与环境规制的性质有关,来源于企业自有资金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刺激效果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与环境规制刺激的规模和时间有关,像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等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环境规制对创新的刺激作用较为明显;此外,还与当地的技术基础水平有关,技术基础较好的地区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潜力较大。就产业集聚来看,部分环境规制在产业集聚地区的表现更为显著,称为集聚效应“。一方面,污染产业集中的区域一般是政府进行污染物排放监控的重点区域,在大量的监管实践中监控管理的效率逐渐提高,因此在污染产业集聚的地区,费用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可能会增强,从而加大了污染企业的成本压力,成为其向区域外转移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产业集聚地区一般也是基础设施较为成熟的区域,完善的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例如燃气工程建设。集中供热工程建设。排水工程建设。园林绿化工程建设。市容环境卫生工程建设等,对污染产业投资的流入具有相当吸引力。

综上所述,不同的环境规制工具在不同的区域对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是不同的。目前,已实施多样化的环境规制,且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的经济基础条件差异显著,因此,忽略地域特征的宏观层面研究可能会产生层次谬误,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可能会缺乏针对性。而现有相关研究采用的环境规制指标过于笼统,缺少对环境规制工具的细分,且多限于全国层面,缺少区域比较研究,不利于环境政策的落地实施;同时,大多数相关文献没有考虑相邻地域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忽略了相邻省市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紧密联系,这会影响到参数估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广义空间自回归模型(SAC),在将空间相关关系纳入模型的同时对环境规制工具进行了细分,分别研究不同环境规制对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并进行比较分析,以拓展和深化该领域研究,进而为各地区科学选择适当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参考。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1。变量选择及测算

本文实证研究的因变量是污染产业投资。首先依据污染密集度对污染产业进行界定。为了避免单一指标的片面性,采用废水排放强度。废气排放强度和固体污染物排放强度三个指标构成综合指标来评价污染排放强度,具体方法是:计算各产业主要污染物的排放强度(由于三个指标的量纲不同,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各产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得分进行等权加和平均,并将2004―2014年的数据进行平均得分汇总,得出各产业总的污染排放强度系数,污染排放强度系数在0。5以上的产业为污染产业,包括采选业。电力蒸气热水煤气自来水生产供应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和化学工业。再借鉴彭可茂等(2013)的方法,选择污染产业的地区年度投资额作为污染产业投资的衡量指标,即用当年资产总计“中的流动资产合计“与固定资产累计折旧“两者之和来表示当年的污染产业投资额。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环境规制,包括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研究的正式环境规制是指经济型环境规制,包括费用型环境规制(用排污费征收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和投资型环境规制(用治污投资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指标,分为三个子项:城市环境基础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环保意识是非正式环境规制(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核心,本文参照原毅军等(2014)的研究思路,并进一步优化修正,选择收入水平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公众对高质量生存环境的需求越强,高收入地区的环保意识更为强烈。。受教育程度受教育水平越高,环保意识越强,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关注程度也越高。。信访参与度人均环境信访度越高,意味着参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人数越多,环保意识越强烈。和年龄结构年轻人口比重高的地区更关注污染问题,对非政府环保组织的参与程度也会更高。构成综合指标来评价各地区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根据数据可得性,选择的具体指标如下: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衡量各地区的收入水平,用教育水平综合指标教育水平综合指标的计算方法为:HUMI=Pi1×6+Pi2×9+Pi3×12+Pi4×16。其中,Pi1。Pi2。Pi3。Pi4分别表示地区i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的人口比重,权重为受教育年份数。来衡量各地区的受教育水平,用各地区环境信访的人均件数来衡量信访参与度,用15岁以下人口比重来衡量年龄结构。

控制变量包括劳动力成本。人均资本存量。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借鉴杨振兵(2015)的方法,劳动力成本用各地区工资总额与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衡量;借鉴陈诗一(2011)的方法,人均资本存量用资本存量与工业从业人数的比值衡量;产业集聚用各地区污染产业的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的区位熵衡量;借鉴原毅军(2015)的方法,技术创新用各地区专利申请受理量衡量。

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研究样本为除港。澳。台和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区,时间区间为2004―2014年;所用数据,排污费和环境信访量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治污投资额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工资总额和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和固定资产原值。从业人员人数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专利申请受理量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教育水平。各地区年龄结构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主要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2。为了减弱变量的异方差性,对变量取对数纳入模型,资本存量以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换算成1995年可比价格,污染产业投资额以PPI换算成1995年可比价格。

3。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同时包含因变量空间自相关和误差项空间自相关的空间自相关模型(SAC)也有文献将此类模型称为广义空?g计量模型(GSM)。可表示如下:

其中,λ表示因变量的空间自相关系数;W是空间权重矩阵,在实证检验中常作标准化处理;λWY表示相邻单元的因变量对本地区因变量的影响;u代表空间误差项,可分为随机误差ε和空间误差ρWu两部分;ρ代表空间误差的系数,估计未知因素对Y的空间影响。

本文采用邻接性的空间权重矩阵,在R中选择Rook一阶方法来构建30个省(区)空间权重矩阵。为了消除孤岛效应,按照多数文献的作法,将海南省设置为与广东省相邻。实证分析中参考自变量环境规制的估计系数来检验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为了验证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引入技术创新与环境规制的交叉项和产业集聚与环境规制的交叉项;为了验证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投资的非线性影响,引入环境规制的二次项。三。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1。东部地区的实证结果

由表3可知,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中创新效应表现较为突出,六种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都是显著的。不同的是在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表现出强波特假说“,而费用型环境规制。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表现出弱波特假说“。其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成本效应,后者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工业企业的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对企业的生产成本构成较大压力,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则主要来源于政府,对企业的生产成本没有太大影响;二是集聚效应,费用型环境规制。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在工业集聚地区表现出显著的负效应,即在工业集聚地区征收排污费和监控污染源的执法效果明显增强,公众对排污行为的关注强度更高,对污染产业投资形成了显著的外推力。因此,虽然六类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吸引更多污染产业投资;而费用型环境规制。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则的技术创新效应尚无法完全抵消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所带来的成本增加。

2。中部地区的实证结果

对中部地区的分析表明(见表4),六种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均不显著,即使是弱波特假说“在中部地区也是不存在的。可能的原因包括:一是投资结构。在对创新刺激作用较为明显的治污投资方面,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长期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例如从2004―2010年中部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是最低的,2012―2014年仍然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同时,在中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与东。西部地区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比重较大的结构是不同的。二是激励强度不足。虽然中部地区自2007年之后在排污费规制强度(排污费征收额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例)上高于其他三个地区,但呈迅速降低之势,与其他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同时工业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的比例在2012年之后才逐渐加大,而创新效应的发挥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因此,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就成本效应来看,部分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中部地区淘汰污染产业具有显著推动作用。费用型环境规制。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污染产业投资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治污投资总体。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与污染产业投资之间呈现U“型关系,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只有在产业集聚地区才表现出对污染产业投资的抑制作用。

3。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

与东部地区类似,西部地区同样存在着明显的创新效应(见表5)。除了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之外,其余五种环境规制工具都具有显著的创新效应,并且在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方面表现出强波特假说“。西部地区之所以创新效应显著,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环境规制工具的结构特点。首先,就投资类环境规制来看,西部地区在工业污染源规制强度(工业污染源投资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例)和建设项目三同时“规制强度(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占地方生产总值的比例)两个指标上都是四个地区中最高的;其次,2004年之后西部地区的排污费规制强度仅次于中部地区,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述三类环境规制相对更加容易激发出创新效应。可见,与中部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同,西部地区在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同时并没有放松环境规制,而是走出了一条以技术创新来控制污染排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就集聚效应来看,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显著为负,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正效应,因此总体的成本效应表现不显著。

4。东北地区的实证结果

表6显示,东北地区的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投资能够起到相当程度的抑制作用,尤其是排污费。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与污染产业投资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然而,事实上东北地区这三种环境规制强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东北地区污染产业投资对此三种环境规制较为敏感。与此相反,就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看,虽然其强度仅次于中部地区,但对污染产业投资却没有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就创新效应来看,不论是强波特假说“还是弱波特假说“,在东北地区都失效,甚至治污投资总额和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表现出了负的创新效应。可见,除了环境规制之外,刺激企业创新的因素有多种,东北地区在污染产业投资领域显示出了衰退阶段的特征。此外,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的集聚效应显著为负;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影响较弱,三种效应均不显著。

进一步将实证研究结论归纳为表7。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费用型。投资型和公众参与型,利用2004―2014年省级工业面板数据,SAC模型从成本效应。创新效应和集聚效应三个方面,分别分析了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工具对污染产业投资的影响,并比较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和不同区域的差异,主要结论和启示如下:

第一,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单纯依靠环境规制达到淘汰污染产业的目的可能是难以实现的。随着东部地区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增加,会对污染产业的外移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就环境规制政策来说,由于目前的排污费制度是一种超标收费制度,对企业的环境约束力不强。寻租空间较大,因此应加快推进排污费向环境税的改革以充分发挥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同时,应提高公众参?c环境监督的环保意识,建立和完善民众环保诉求的表达渠道,在产业集聚地区加强费用型环境规制的落实和工业污染源治理的监管,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有助于激励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和环保主体。

第二,对于中部地区来说,应当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体系。优化环境工具结构。在加强现有规制水平的基础上,注重多种环境规制工具的组合。配套使用。目前在中部地区,政府主导型环境规制(如征收排污费。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比重较大,应重视有利于激发企业自主环保行为的环境规制工具;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如日本的循环经济政策。美国的排污权交易等,加快环境规制工具的创新;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强制和引导作用,综合运用工业污染源治理。排污权交易。信息披露。舆论监督。公众参与等环境规制工具,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并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第三,?τ谖鞑康厍?来说,提高环境规制并不会造成污染产业的外移,相反,提高环境规制会通过激励企业创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成本压力。同时,并没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显著地低于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东西部之间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差距加大,会出现污染企业向西部迁移的趋势。因此从长期来看,应当在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同时,完善公众监督和参与环保的相关制度,并在产业集聚地区加大环境规制的执法力度,进而逐步淘汰落后产能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第四,对于东北地区来说,应充分利用环境规制工具来推动污染产业外移,但同时应注重优化投资环境,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方面,应适当控制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规模,重视对工业污染源的监管。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的执行和对超标企业排污费的征收,同时应引导公众和舆论加强对环保问题的监督和参与。更为重要的是,应下力气优化投资环境。增强企业信心,减少政府对市场机制的过渡干预,吸引高质量的企业流入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影响污染产业投资的区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