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创新能力的逆向溢出效应研究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江南大学自主科研项目(JUSRP211A62;2013ZX24)

作者简介:谢钰敏(1971-),女,江苏无锡人,江南大学商讲师,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博士生,主要从事跨国经营与管理。论文网创新管理等研究;周开拓(1988-),男,安徽淮北人,江南大学商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创新管理。营销管理研究;魏晓平(1953-),女,黑龙江鹤岗人,中国矿业大学管理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源经济与管理。创新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3-0042-06收稿日期:2012-11-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经历了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过程。尤其是2000年正式提出走出去“战略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进入新阶段,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代表。据201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实现了自数据发布以来连续十年的增长,达到746。5亿美元,再创年度投资流量的历史新高,名列全球第6位;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4247。8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较上年末提升4位;中国135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近2万亿美元,投资行业呈多元化发展。中国快速发展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获得了来自投资东道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对的自主创新能力产生了积极的正面影响,促进了国内的技术进步?其影响因素是什么?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日益重视以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先进技术。提升创新能力的国际大背景下,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一。文献回顾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始于对发达国家OFDI动因的探讨。Kogut等(1991)通过对1976年～1987年日本制造企业以合资方式进入美国市场的实证研究,最早证实了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OFDI的重要动因。Yamawaki(1993)揭示了日本企业通过并购方式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是出于获取当地技术和其他竞争优势的目的。其后,Neven等(2011)。Branstetter(2000)。Potterie等(2001)。Driffield等(2003)。Driffield等(2009)等均以特定国家的OFDI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了逆向技术溢出的客观存在;他们的研究方法基本类似:在生产函数的框架内,采用计量经济学的多元回归分析来研究两者的相关性;但各自的实证模型做了不同的细化或扩展。然而实证检验并未得出始终一致的结论。Lee(2006)用16个OECD国家1981年～2000年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IFDI。OFDI。中间产品进口。非实体的直接渠道进行的技术外溢,结果显示OFDI的技术外溢并不明显。Bitzer等(2008)在对Potterie等(2001)模型拓展的基础上,使用1973年～2000年17个OECD国家10个制造行业的数据进行再次验证,得到了与Lee相似的结论。还有一些研究则验证了OFDI逆向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国别差异,如Bitzer等(2009)的进一步检验发现,平均而言O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但国与国之间差异明显;Herzer(2010)对1980年～2005年33个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研究也证实了OFDI逆向溢出效应的国别差异的存在。

另一方面,Fosfuri等(1999)。Wesson(1999)。Siotis(1999)。Bjorvan等(2006)等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们大多以技术溢出的空间局限性和外生性为基点,以无技术优势企业具备获取技术溢出所需的吸收能力为前提,构造双寡头古诺博弈模型,求出均衡解,并做进一步数理推断,以确定无技术优势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时选择OFDI的条件。

国内学者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起步较晚(吴建军等,2012),赵伟等(2006)的研究表明OFDI尤其是对R D要素丰裕国家与地区的直接投资具有较为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王英等(2008)利用1985年～2005年数据实证分析的结果也显示OFDI存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它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要低于国内研发支出。白洁(2009)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OFDI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周春应(2009)利用1991年～2007年的相关数据,吸收能力视角考察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刘明霞等(2009)利用2003年～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吸收能力。技术差距等的影响作用。阚大学(2010)利用2003年～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研究了东中西部地区的吸收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李梅等(2012)利用2003年～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及其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还有少数学者进一步研究了OFDI与母国自主创新间的关系,如汪斌等(2010)研究了OFDI与母国自主创新之间的影响机理,并运用1991年～2006年中国省际层面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经验性检验。常玉春(2011)以中国100家国有大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别检验了OFDI与投资企业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绩效的相关性,李恒(2012)指出经济开放程度越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越强烈。从目前国内外研究状况看,虽然学者们对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及其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但国外学者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所得结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相对有限;加上理论研究的滞后。检验方法的局限和数据来源的不足,导致实证研究进展缓慢,大多数的研究是将OFDI行为与创新能力提升间的互动机理视为黑匣子,转而研究OFDI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关系,针对国家。产业和企业不同层面的实证分析,虽然结果不尽相同,但多数都证明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可以提高投资母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实证分析过程中,由于时间序列数据获取的难度和时间成本,迫使学者们使用较多的代理变量,甚至有时不得不把一些重要因素放入模型的干扰项,使得实证结论不一致,且可信度和说服力有所不足。

中国2000年后才逐步开展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研究成果多是O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以此说明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很少涉及到OFDI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将利用中国2000年～2011年的相关数据,运用Eviews5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OFDI对中国创新能力的逆向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为中国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和优化提供可靠的依据。

二。模型设定

创新活动与知识的创造。转移和扩散密不可分,创新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知识的生产过程,需要各种创新资源的投入,如人力。资本等。因此,根据两要素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我们将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函数类比为

P=A(LRD)α(KRD)β(1)

对该函数两边取自然对数并添加随机扰动项可得:

lnP=lnA+αlnLRD+βlnKRD+ε(2)

其中,A表示创新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即衡量单位创新投入的创新产出水平的创新效率指标,以此表征创新能力的高低,LRD。KRD分别代表创新活动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P表示创新活动的成果,α。β分别为创新活动的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弹性。

假设OFDI是影响投资母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可用函数A=f(OFDI)表示,由此建立包含OFDI的扩展的创新活动投入产出函数:

lnP=αlnLRD+βlnKRD+γlnOFDI+C+ε(3)

其中,OFDI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变量,γ为OFDI对投资母国创新能力逆向溢出效应的大小,该系数如果为正,表明OFDI对投资母国创新能力有积极的逆向溢出效应,如果为负,则表明OFDI对投资母国创新能力有消极的阻碍作用,C为常数项,表示除劳动力。资本以及OFDI外其他影响投资母国创新能力的因素。

考虑到影响OFDI对投资母国创新能力逆向溢出效应的诸多因素,分别纳入(3)式中,设计出OFDI对投资母国创新能力逆向溢出的影响因素模型:

lnP=αlnLRD+βlnKRD+θ(Xi?lnOFDI)+C+ε(4)

其中,Xi(i=1,2,…,n)表示影响OFDI对投资母国创新能力逆向溢出的各个因素,构造Xi与lnOFDI连乘的解释变量来分别检验这些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不同影响,θ是交互项系数。

三。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创新活动的成果P用国内专利申请量来衡量。主要因为:(1)创新人员大多选择以申请专利的形式对其创新成果进行保护,且该指标比专利授权量更贴近创新的实际状况;(2)有关专利的统计数据较为健全,容易获取;(3)外观设计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这三种专利类型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反映创新活动中模仿创新。二次创新。自主创新三个不同的创新层面;因此,用国内专利申请量P来测度创新活动的成果,并将其区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各自的申请量依次用P1,P2,P3来表示。相关数据源自各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创新活动的劳动力投入LRD用R 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来衡量。相关数据源自2012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3。创新活动的资本投入KRD用R D经费内部支出来衡量。相关数据源自2012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4。对外直接投资变量OFDI用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存量来衡量。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有流量和存量之分,因流量数据短期波动较大,且我们更关注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长期效应,其研究价值更高,故选择存量数据。2002年～2010年的数据源自201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2000。2001年的数据由201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告的对应年度流量数据计算得到;2011年的数据由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最后均用各年平均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影响OFDI对投资母国创新能力逆向溢出效应的因素Xi:

1。X1表示经济开放度,选取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相关数据源自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2。X2表示金融发展水平,选取金融机构年底贷款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相关数据源自各年中国金融年鉴及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3。X3表示基础设施水平,选取邮电业务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相关数据源自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4。X4表示R D基础水平,选取大中型工业企业在全国R 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所占比重来衡量,相关数据源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四。实证检验

上文构建的包含OFDI的扩展的创新活动投入产出函数(3),我们运用Eviews5软件,检验OFDI对国内创新能力是否存在逆向溢出效应以及大小如何?具体的检验从表征不同创新度的P,P1,P2,P3四个层面来分别展开,结果如表1所示。

检验结果显示:回归模型的R2和Adj-R2均在0。97以上,说明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同时均通过F检验。由数据可知,对外直接投资只对外观设计专利有促进作用,存在逆向溢出效应;而对专利总量。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都存在抑制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对外直接投资只对国内模仿创新的能力存在逆向溢出效应,而对自主创新和二次创新的能力均产生了抑制作用,最终对总体创新能力有抑制作用,但各层面的影响在统计上均不显著。究其原因:(1)应与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低技术格局有关,技术寻求型投资比例偏小,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截至2011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虽然遍布全球七成的国家(地区),但国家聚集度较高,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投资存量占89百分号,发达国家经济体仅占11百分号;行业分布虽然继续多元化,但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架构,技术含量偏低。(2)要想获取较高创新层面的溢出效应,主要涉及缄默性技术知识的逆向国际转移和扩散,其本身就要比一般显性技术知识的顺向转移扩散困难得多,并要求对外投资企业具有较强的学习吸收能力相配合,而且现实中还会面临先进技术方及其所在国的种种技术保护障碍,因此,较高创新层面溢出效应的获取任重而道远。(3)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母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十分复杂,其作用因素和内在机理尚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加之实证分析中对上述短时序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尚缺乏成熟可靠的方法以及数据来源。样本容量等的客观限制,对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和说服力产生一定的影响。OFDI对投资母国创新能力逆向溢出的影响因素模型(4),笔者分别检验经济开放度X1。金融发展水平X2。基础设施水平X3和R D基础水平X4这些影响因素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具体作用。各个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均显示:R2和Adj-R2均在0。97以上,说明各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较高;同时均通过F检验。以下不再重复。

1。经济开放度

由检验结果可知,经济开放度对专利总量。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均有促进作用,且后两者在统计意义上显著,而对实用新型专利存在抑制作用,但不显著。这说明经济对外开放的深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提高了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模仿创新的能力,同时在国际竞争中也激发了实现赶超的动力,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对学习后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未能足够重视,影响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充分发挥。

2。金融发展水平

由检验结果可知,金融发展水平对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对实用新型专利以及专利总量存在促进作用。这说明当前金融体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内向型特征,对技术学习后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较为有利,但其外向开放性的不足,使得未能为技术寻求型OFDI提供有针对性地金融服务支持,影响了逆向技术溢出的获取。

3。基础设施水平

由检验结果可知,基础设施水平仅对外观设计专利存在促进作用,但不显著;而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专利总量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这说明现有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通过OFDI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模仿创新的能力,但对学习后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以及自主创新的能力支持不够,最终影响了OFDI逆向溢出效应的顺利发挥。

4。R D基础设施水平

由检验结果可知,国内R D基础设施水平对专利总量。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显著,而对实用新型专利存在抑制作用,但不显著。这说明现有的R D基础设施水平已能够较为有效地支撑OFDI获取逆向技术溢出,对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均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对学习后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有所忽视。

五。结论与建议

笔者通过实证检验得到基本结论:对外直接投资只对国内模仿创新的能力存在逆向溢出效应,而对自主创新和二次创新的能力均产生了抑制作用,最终对总体创新能力有抑制作用。其中,经济开放度和R D基础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依托OFDI学习模仿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同时也激发了实现赶超的动力,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对学习后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未能足够重视,使得二次创新的能力受到一定的抑制;而现有的金融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均不足以有效支撑OFDI充分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有待完善和进一步提高。

究其原因,可能包括:近年对外直接投资虽有较大增长,但投资动机大多自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以及效率寻求型,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型投资比例偏小,仅二成左右;投资的行业分布虽然多元化,但技术含量偏低;对外投资企业的全球学习能力偏弱,且对学习后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未能足够重视;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的对外投资发展支持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等。因此,应发挥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汤晓军等,2013)。为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首先,在积极推进走出去“战略的同时,应适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提升投资质量,鼓励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其次,应着力提升对外投资企业的全球学习能力。与发达国家企业创新的原发性和自主性不同,中国企业更多地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及其能力来掌握和开发现有技术。形成创新优势的,通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同场创新。合作竞争来不断获取世界先进技术和新知识,学习吸收,并进一步加以开发和创造,切实加大二次创新力度,最终形成乃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最后,加强创新能力提升的对外投资发展支持体系建设。加大金融服务业的国际化经营力度,为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多元化开放性的金融服务支持;有针对性地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内R D基础水平,以促进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为对外投资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创新能力的逆向溢出效应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