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4-0073-03

一。引言

除国际贸易外,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与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的桥梁之一。论文网自21世纪初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以来,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尽管2015年世界工业生产低速增长并且贸易持续低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却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占全球流量的份额由2002年的04百分号提升到2015年的99百分号,投资流量第一次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规模上首次超过同期吸引外资流量(1356亿美元),实现资本净输出。2015年3月中国政府正式发布推动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作为中国走出去“的重要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促进中国实现产业转移,加强与沿线国家投资合作以及加快中国投资便利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中国对外投资公报,2015年对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投资加快。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达1893亿美元,占对外投资当年流量总额的13百分号,同比增长386百分号,是全球投资增幅的2倍。流量位列前五的国家为:新加坡。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联酋和印度。

二。文献综述

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或影响因素一直以来都是对外直接投资研究领域里的热门话题,吸引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研究。其中,东道国市场规模是最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但是不同的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产生分歧。罗伟和葛顺奇(2013)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流入市场规模大的国家;但也有一些学者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项本武,2009),市场规模对东道国的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影响。相对于国内投资,对外直接投资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故部分学者转入研究东道国制度质量对吸引外资的影响。祁春凌和邹超(2013)研究表明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质量对对外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邱立成和赵成真(2012)研究?l现对外直接投资所遭受的风险受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对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直接投资以获取东道国先进的技术,即所谓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姜宝。邢晓丹等(2015)研究中国对欧盟逆向投资的贸易效应,结果表明中欧逆向投资主要表现为技术寻求型;叶娇。赵云鹏(2016)也研究中国对外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对发达国家投资逆向技术效应更明显。除了寻求国外市场和先进技术外,获取东道国自然资源也是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之一。王永钦和杜巨澜等(2014)研究发现中国的ODI具有明显的获取资源特质。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资本向东道国流动,在母国资金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会制约对外投资,此时东道国金融发展可以起到补充作用。余官胜(2015)研究了东道国发展水平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东道国金融发展正面刺激了对外直接投资。杨恺钧和胡树丽(2013)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显著影响对其直接投资。除上述影响对外投资的因素外,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也是重要影响中国企业对其投资考虑的因素。本文综合这些因素,从东道国视角实证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影响中国投资的因素。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一)模型设定

本文是从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视角研究中国对其投资的影响因素,选取了东道国市场规模。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制度质量。自然资源禀赋。金融发展水平以及中国与东道国间的距离作为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东道国投资存量。具体设定的模型如下: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样本,样本期间为2004―2014年。但是由于一些国家部分数据缺失的原因,本文只选取了其中20个主要国家,其中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利亚。俄罗斯。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埃及。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斯里兰卡。表1为变量的数据来源。

四。实证分析

表2为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从表2中可以看出,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道国质量的相关系数最大,为0610。该相关系数小于临界值07,仍处在可接受范围以内。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表2中,进一步计算了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发现变量中最大的VIF为667,小于10,说明不存在系统多重共线性问题。

对于本文面板数据的回归,首先分别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发现P值都为0,说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都优于混合回归效应模型。再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拒绝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故本文最终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本文运用Stata13软件对总样本回归分析。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经济体的东道国影响中国对其直接投资,把总样本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后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在总样本回归结果中,变量InGDPit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总体来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随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增大。该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去国外投资是为了寻找更多的机会,属于市场寻求型投资。该变量在发达国家回归不显著,造成这种结果很可能是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数量较少。变量InPGDPit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说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吸引中国企业对其投资。lnFDit回归系数在总样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为正,但是只在发达国家显著,表明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吸引中国企业投资,而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水平不是吸引中国投资的原因。这是由于发达国家一般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往往拥有更加成熟的资本市场。当中国企业对外进行投资在国内出现融资问题时,会考虑向东道国融资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这时拥有发达的金融发展水平的国家更可能成为中国企业投资的目的地。变量RQit在不同的经济体的回归系数都为负,且在总样本和发达国家显著,在发展中国家不显著。该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越差的东道国制度质量越吸引中国的投资。根据王永钦。杜巨澜(2014)的解释,中国的对外投资存在明显的避税动机,而避税和制度质量存在替代关系。

HTit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为负,不显著。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对这些东道国投资不同于对技术发达的美国或欧盟国家投资,一般不会是寻求东道国的技术水平,说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不属于技术寻求型。NRit的回归系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显著。该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东道国投资没有资源寻求的动机。变量DISit在总样本和不同经济体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且都非常显著,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与中国离与这些东道国的距离成反比。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战略,随着中国企业对这片区域的投资的增大,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的区位选择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本文对从东道国视角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影响中国企业投资的一些主要宏观因素。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成正比,总体上属于市场寻求型投资;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向影响中国企业对其投资,而地理距离显著阻碍了中国企业对其投资;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显著吸引中国的投资。得出的政策启示如下:

1一带一路“沿线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之所以会吸引中国的投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企业的融资出现阻碍。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但对于中国走出去“的企业中国政府应提供便利的融资渠道,解决其对外投资出现的资金短缺问题。这样企业在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时,就不需要考虑依赖东道国市场融资的问题,使得投资决策更加合乎企业本来的目的。

2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选择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可能有避税的嫌疑。但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的投资风险也会高于制度质量较好的国家。中国政府应该适当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优惠的税收补贴政策,激励中国企业投资到制度环境优良的国家。

3中国与一带一路“东道国的距离严重影响到中国企业的投资,这种距离不仅是地理上的距离,更多的是由于地理上的距离而产生的两国文化。商业环境的差异。中国应该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搭建各种交流平台。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