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SFAS121和SFAS144 等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第 36号。
Strong和Meyer（1987）研究了1981-1985 年期间的 120家公司的资产减值
准备情况。结果表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的最重要因素是管理层的变更，当新的
管理层来自于企业外部时尤为明显。 公司的资产减值存在盈余冲刷动机，并且“洗
得越干净越好”。  
Zucca和Campbell（1992）对1978-1983 年67家公司发生的77 次资产减值
准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大多数情况下资产减值准备是在盈余低于预
期值时被确认的，少部分是在盈余超过预期值时确认的，作者称之为资产减值准
备用于盈余管理。作者还同样运用资产回报率、资产负债率、盈余与市价比，股
利增长率等指标对样本公司与对照样本公司进行了比较，发现提取资产减值准备
的公司财务指标相对较差。
Mendenhall，Nichols 和 Palupe（1996）的研究表示，当企业利润非常大或
非常小时，企业都倾向于计提较高比例的减值准备，这意着企业管理层利用减
值准备政策进行“利润平滑”的盈余管理行为。
Elliott and Hanna（1996）提供证据表明，当期计提资产减值的公司更可能在
未来期间内计提更多的减值。同时，公司具有大清洗动机时采取长期资产减值进
行盈余管理。
Rees （1996）等研究表明计提了资产减值期间都有相当大的超常负应计项目。
但是，他们同时也发现这些应计并没有在以后期间转回。因此，他认为资产减值
是管理者对公司面临的经济环境的恰当行为，而不是管理者的机会主义。
Francis，Hanna，Vincent（1996）选取了 1989-1992年674家美国公司作为
样本公司，运用了 TOBIT 模型，对影响企业资产减值会计的两类因素——价值
损毁因素、盈余操纵因素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价值损毁变量对企业提取资产
减值准备的比例和时机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对利润操纵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的
结果表明，利润操纵因素对固定资产、存货等不易被操纵的资产的减值政策基本
没有影响，但对被易于操纵的其他资产（商誉等）的减值政策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Riedl（2004）对 SFAC121 发布前后资产减值的报告动机和经济因素之间的
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准则发布之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经济因素的关联度比
发布之前更低，而与公司“大清洗”行为有更高的关联度。因此，他认为准则出
台后资产减值准备报告质量较准则出台前是降低了。
2.3  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资产减值会计方面的规范以及研究总体上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其产生
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992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
度》规定对应收账款采用备抵法，以及对部分存货提取存货变现损失准备。1993
年，出台了 13 个行业会计制度，允许各行业对应收账款采用备抵法，提取坏账
准备。1998年，出台了“四项减值准备”。1999 年四项减值准备范围扩大。2001
年1月 1日起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要求企业对八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并将
资产减值明细表作为资产负债表的附表纳入会计报表体系。2006年 2月15日财
政部出台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它对现行资产减值会计方法进行了进一步规范、
明确和细化，加强了企业的可操作性。可见我国资产减值会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
有、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  
2.3.1  07年准则实施前关于资产减值的文献 我国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信息的分析(4):http://www.youerw.com/kuaiji/lunwen_66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