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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分析论语。庄子。礼记。史记和帛书易传。郭店楚简的记载,证明六经的形成,源於孔子;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已与诗。书。礼。乐。春秋並列,进入儒家群经之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列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指出执著於这些错误观点的疑古学者,应该反省。论文网检讨自己的方法论。

引言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始於何时?是近代以来经学史。思想史。哲学史论争的一大热点。受疑古思潮影响的学者认为先秦没有六经“或五经“,到秦或西汉,周易才进入儒家系统,诗。书。礼。乐。易。春秋才开始並称,才有六经之说。[1]这种观点,在中。日两国学界影响极大,在讨论先秦秦汉学术和思想方面引起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很有认真地进行系统探讨的必要。

一

说先秦没有六经“並称之说,是由孔子与周易无关说引发的。疑古学者认为礼记和史记关於孔子与周易的记载不足为据,对於论语·述而篇。子路篇以及庄子·天运篇。天下篇的有关记载他们又作了完全不同於前人的解释,因此,孔子与周易无关说似乎是天衣无缝了。但事实是无情的,不但传统文献的记载难以推倒,而且一系列新的出土材料更是直接证伪了此说。

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多万字的帛书。其中有六篇易传,共一万六千馀字。这六篇帛书易传的第一篇是二三子,经拼接整理,共36行,2600馀字。帛书二三子记载的是孔子与他的学生二三子“关於周易的问答,较为详尽地讨论了周易乾。坤等17卦卦爻辞的意义。第二篇是繫辞,与今本繫辞基本相似,只是较今本繫辞少了一些章节而已,这其实是出土文献的通例,不值得大惊小怪。帛书繫辞与今本繫辞一样,有许多解易的子曰“,这个子“,上下文来看,当属孔子。第三篇是衷,约45行,共3100馀字,通篇记载子曰“论易,其中有今本繫辞下篇的许多章节和说卦的前三章。第四篇是要,共24行,记字数1648。虽有残损,但从保存较为完整的最後两章看,一是记夫子“与子赣“关於老而好易“的辩论,一是记孔子向他的学生二三子“讲解周易的损益之道。第五篇是缪和,共70行,第六篇是昭力,共14行,共记字数六千“。缪和。昭力两篇基本上皆为缪和。吕昌。吴孟。庄但。张射。李羊。昭力等人向先生问易的记录,这个解易的先生之言称为子曰“,也有一处称为孔子曰“。

帛书易传的这些记载不但坐实了孔子有解易之事,而且还揭示了一段孔子思想变化的隐秘。帛书要记载: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剪)羊(祥)而至者,弗羊(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仒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赐闻诸夫子曰:‘孙(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奇)於人也,而可乎?“子曰:校(谬)哉,赐!吾告女(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忘(妄),僌(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2]

从子赣“所称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可知,孔子晚年之前对周易极为轻视,以周易为求神灵“。讲卜筮“之书,认为好易就会德行亡“。知谋远“。到晚年,孔子对周易的认识却为之一变,老而好易“,居然到了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地步。为此,子赣不解,孔子回答道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人为而去诈“,认为周易一书产生於纣乃无道,文王作“的年代,是周文王“讳而避咎“之作,反映了文王的仁义思想(文王仁“)和忧国忧民意识(其虑“)。孔子是乐其知“,赏识蕴藏在周易一书里的文王之智才好易“的。

上述帛书要篇还记载:

孔子?(籀)至於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故易又(有)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又(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後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其)请(情)者也。故胃(谓)之易又(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止]百扁,难以致之。不问於古法,不可顺以辤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胃(谓)得一而君(群)毕者,此之(谓)也。[3]

孔子认为诗。书。礼。乐,卷帙繁多,不止百篇之数,从中获取“。地道“。四时之变“和人道“。君道“,不是容易之事,难以致之“。而周易有阴阳“。柔刚“以见天地之道,有八卦“以见四时之变“,有上下“以见人道“。君道“,诗。书。礼。乐的精华都浓缩在周易的损益之道里。所以?(由)一求之“。得一而君(群)毕“,从周易的损益之道里可以尽得诗。书。礼。乐之精义,不必皓首穷经,把精力耗费在卷帙繁多的诗。书。礼。乐的繁文末节上。

孔子对群经态度的这种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其弟子和後学。帛书要篇记载子贡对孔子老而好易“的激烈批评,就是证明。大而言之,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如子贡等,受孔子轻视周易思想的影响,绝不会太看重周易。就是孔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也不见得就能接受。其称举群经,只称诗。书。礼。乐而不言周易是势所必然。而孔子晚年的一些弟子及其後学,受孔子老而好易“的影响,就势必会将易与诗。书。礼。乐並称。但是,比较而言,孔子老而好易“以前的弟子多而影响大,老而好易“以後的弟子少而影响相对有限。所以,在先秦文献里,将易与诗。书。礼。乐並称自然会少些。

由此可见,在孔子晚年时诗。书。礼。乐。易。春秋就开始並称了,只不过易的价值是新定而春秋是新出而已。

二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楚简。考古专家从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判断,郭店一号墓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因而断定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其墓主人的身份为有田禄的上士。其竹简字体有明显的战国时期楚国文字的特点。[4]这些论定,都是可信的。现在这批楚简的照片和释文已全部公开发表。[5]我们可以据此进行讨论。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第15。16简说:

时。箸。豊。乐,亓司出皆生於人。时,又为为之也;箸,又为言之也;礼。乐,又为?之也。[6]

时“读为诗,箸“读为书“,豊“读为礼,司“读为始,又“,读为有“,?“读为举“。[7]这是说书与诗。礼。乐,它们的创作都产生於人,诗。书。礼。乐,都是反映人们的作为的。这里只称举诗。书。礼。乐四经,没有提及易与春秋。

但楚简六德篇第23至25简却记载:

古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客行亓?而??亡繇迮也。雚者?。箸则亦才?,雚者豊。乐则亦才?,雚者易。春秋则亦才?。[8]

古“读为故,客“读为各,?“读为职,[9]亡“读为无,繇“读为犹,迮“读为作,雚“读为观,者“读为诸,?“读为诗,箸“读为书,才“读为在,?“读为矣,豊“读为礼。郭店楚墓竹简的这些释读都是正确的。但?“应读为讪。说文·言部:讪,谤也。“[10]?“即誇之古文。玉篇·言部:誇,逞也。?,古文。“[11]这里不但诗。书。礼。乐。易。春秋並称,而且说它们都是表达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的。

楚简语丛一也有六经“並称之语,只可惜有所残损。如依楚简六德篇所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序,将其第38。39。44。36。37。40。41简拼合,[12]则得:

诗所以会古含之?也者,[书者所以会]□□□□者也,[礼所以会]□□□□[也,乐所以会]□□□□[也],易所以会天?人?也。春秋所以会古含之事也。[13]

楚简的含“字,即今“字。战国中山王?鼎铭含“字3见,皆读为今。[14]包山楚简邵行之大夫含执其倌人“,[15]信阳楚简含卿大夫“,[16]含“皆当读为今。

?“,即志字,寸与含字的口一样,皆属於战国文字的繁化现象。信阳楚简戋人刚?“,[17]?“字人释作恃“,[18]实际也应读作志,只不过多加了一个寸字部件罢了。

?“字,亦见北宋郭忠恕所编汗简,云出自尚书;又见於北宋夏竦所编古文四声韵,云出自古老子。古尚书。他们皆释为道“字。[19]此字又两见於石鼓文,清儒钱大昕据韵例认为当读户郎切,即古行字“。罗振玉肯定钱说,指出商人卜辞亦有此字。[20]孙海波所编甲骨文编卷2第29页就收有8例甲文?“字。今本老子之道“字,荆门楚简多写作道“,但亦有写作?“的。如今本第37章道常无名“之道“,楚简就作?“;第30章以道佐人主者“之道“,楚简也作?“;第15章之道“字,楚简也作?“。[21]尔雅·释宫:行,道也。“两者为同义词,故可通用。天?人?“即天行人行“,亦即人道。

这里,虽然残缺论书。论礼。论乐之语,但对本文的讨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出现了论易。论春秋之语,它们与论诗之语並列,说明在郭店楚简中,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並非孤证,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郭店一号墓的下葬年代是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左右。六德篇和语丛一的抄写当在这之前。其成书年代要早於抄写年代,因为迄今为止所有出土古籍,没有不属於抄本而为祖本的。[22]根据先秦时期的情况,一篇文章从写成到在社会上流传,需要一段不短的时间。所以,六德篇和语丛一的内容会早到战国前期,是很有可能的。笔者曾将楚简六德篇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与论语·颜渊。中庸。荀子·王制。新书诸说作过比较,认为楚简六德篇当成於子思中庸之前,当为孔子弟子之作。[23]帛书要篇记载孔子比较易与诗。书。礼。乐之短长,到了楚简所载孔子弟子的作品则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称,並论述了它们与智信圣仁义忠“六德“。夫妇有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的立身大法三“及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说的关係。这就告诉我们,先秦时期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六经並称起源於孔子,应是不争的事实。

三

对出土文献所揭诸的这些事实,疑古论者不愿承认。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成说,一是力图将出土文献的年代往後拉,二是以传统文献的记载来否定出土文献。

池田知久先生认为要篇的成书年代“,是在从西汉初期的高祖到吕后,即公元前206年～前180年之间“,[24]这一看法显然过於保守。马王堆三号汉墓下葬於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帛书的抄写当在这之前。帛书衷第31行有天气作□□□□□□□□,亓寒不冻,亓暑不曷。易曰:履霜,坚冰至。子曰:孙从之胃也“等33字错简,第35至37行又有又口能敛之,无舌罪,言不当亓时则闭慎而观。易曰:聒囊,无咎。子曰:不言之胃也。□□,[何]咎之又?黑亦毋誉,君子美亓慎,而不自箸也,渊深而内亓华。易曰:黄常,元吉。子曰:尉文而不发之胃也。文人内亓光,外亓龙,不以亓白阳人之黑,故亓文兹章。易曰□□既没,又爵□□□居亓德不忘。?单于野,亓血玄黄。子曰:?人信?!隐文且?,必见之胃也。??变而不能去亓文,则文亓信于“等147字错简。[25]这些错简的存在,说明帛书易传不是祖本而是抄本。因此帛书易传的抄写年代並非其成书年代,其成书年代应较其抄写年代早得多。如果以帛书五星占最晚之天文记录汉文帝三年(前177)为帛书易传的抄写年代,距公元前206年～前180年之间“显然太近。其成书年代应该还得靠前。

笔者曾经指出,帛书易传诸篇中,写成最晚的当属缪和。昭力。但它们所记史事最晚也为战国初期之事。而且缪和所载,往往比吕氏春秋。韩非子所记更为详实。如果它不是在吕氏春秋。韩非子之前写成的话,是很难做到的。[26]

池田先生认为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说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说是西汉人虚构的孔子物语“,坚持说创始於孔子的儒家学派,在其到汉初的整个历史中,大部分期间(到战国以前)里并不爱好易,只是到了汉初才变得喜欢起来“。[27]近藤浩之君也说秦焚书时易还未被认为是一部思想性的书,这是无疑的“。[28]那么,後来儒家为什么要喜欢周易呢?王葆玹解释道,原来在秦代焚书令与挟书律令的限制下,诗。书礼和春秋都成为禁书,周易及其占筮学却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这一缝隙,改而采用解易的方式来阐扬儒学“,西汉经学家将周易与诗。礼并列,构成五经的系统,这种作法绝不合乎先秦儒学的精神“。[29]但证之於新出土的郭店楚简,其误显然。

上述郭店楚简六德篇说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雚者易。春秋则亦才?“,认为从易。春秋两书中可以看到有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语丛一说易所以会天?人?也“,认为易是会合人道之书。既然战国中期墓葬出土的竹简说周易有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理,是会合人道之书,还能说秦焚书时易还未被认为是一部思想性的书,这是无疑的“吗?还能说创始於孔子的儒家学派,在其到汉初的整个历史中,大部分期间(到战国以前)里并不爱好易,只是到了汉初才变得喜欢起来“吗?王葆玹原来在秦代焚书令与挟书律令的限制下,诗。书礼和春秋都成为禁书,周易及其占筮学却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这一缝隙,改而采用解易的方式来阐扬儒学“之论,当为郭沫若三十年代的旧说,[30]纯係猜测之辞。而近藤浩之竟本以为说,[31]这是令人遗憾的。所以,从上述郭店楚简的材料看,所谓先秦儒家不好易,秦焚书时易还未被认为是一部思想性的书“诸说,完全是错误的。

四

为证明帛书要篇夫子老而好易“说为汉人的虚构,池田知久还从要篇尚书多?矣,周易未失也“一句进行论证。池田知久认为周易这个名称,在春秋左传里出现过十例,国语中一例,周礼两例,但除此之外在西汉初期的所有文献中,皆只单称为‘易’而不说‘周易’“。他认为春秋左传。国语。周礼的记载不可信,因此最早使用‘周易’这一名称而历来认为可靠的文献是西汉武帝期的史记“,周易“这一名称是西汉初期人根据文王演易“说创造出来的。帛书要篇有周易“之称,说明它只能是汉初的作品。[32]这一论证,虽然基於日本许多有影响的汉学家之说,但是不客气地说,这些观点今天早已被证伪了。春秋左传。国语是先秦文献,这在今天中国的先秦史和先秦考古界已成共识。春秋左传。国语。周礼已多见周易之称,还要以此来证明帛书要篇晚出,这又有什么说服力呢?

池田知久以为‘尚书’在先秦时代单称为‘书’,只是到西汉初期才开始由伏生或者其弟子欧阳生使用这一名称。因此,使用‘尚书’这一名称的要篇的成书年代,就不得不认为是西汉时期“。[33]王葆玹认为伏生‘故为秦博士’(史记·儒林列传),则杜撰尚书名称之举,定是秦代的事了“,帛书要篇提及尚书,绝不妨碍我们将它判定为秦代的作品“。[34]案王葆玹以秦代即有尚书名称为是,但以尚书名称为伏生杜撰则非。尚书之称当起於先秦,如郑玄书赞即云:

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书。[35]

其说人虽不信,但与帛书要篇记载孔子称尚书说可印证。尚书之名起於伏生为旧题孔安国尚书序之说,[36]起於欧阳生为刘歆说。[37]他们的年代都晚于帛书要篇的抄写年代,更不要说帛书要篇的写成年代。我们怎能不信帛书要篇的记载而信後起的尚书序和刘歆说而呢?因此,以尚书之名来定帛书要篇成书於汉初根本就是错误的。

王葆玹为了证成其帛书要篇成书於秦焚书以後,不惜曲解帛书要篇的尚书多?矣“说。他说:

尚书多勿矣“的勿“字,是依据池田知久先生所整理的释文,国内发表的释文中此字或写为於“。应当作勿“还是於“,尚无法论定,但勿“。於“两字的意义在这里十分接近。勿“通物“,物“有无“。没“之义,古书所谓物故“即是就此而言。勿“。物“两字又与歾“通用,而歾“是殁“的異体字。要之原文若是尚书多勿“,便意味着尚书各篇多已淹没或佚失。於“通閼“,吕氏春秋·古乐篇高诱注说:閼,读曰遏止之遏。“要之原文若是尚书多於“,便意味着尚书在当时已遭到禁止。看来,要之原文不论是勿“还是於“,原意都是说尚书的多数篇章已不存在。这不正是秦代焚书时的情况麽?[38]

尚书多?矣“之?“字,笔者原作於“,以为是閼“的借字,[39]当作閼塞不通“解。[40]而池田知久则将其隶定为勿“,以为是物“字之借。[41]两说本来截然不同,王葆玹却说要之原文不论是‘勿’还是‘於’,原意都是说尚书的多数篇章已不存在“。实在难以信从。案此字与帛书要用倚於人“。不问於古法“之於“比较,显为於“字之右半。而帛书要万勿润“。不可以万勿尽称也“之勿“字,写法显然与此不同。所以,此字当为?“无疑。而?“为於“之省文。由于印刷求便,笔者的释文?“都写作了於“。於“当通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垂条扶於。“[42]汉书·司马相如传。文选·上林赋於“皆作疏“。[43]老子第七十三章曰:天网恢恢,疏而不失。“[44]故下文云周易未失“与此尚书多?(疏)“相对。

帛书要篇所载孔子尚书多?(疏)“说並非孤证,礼记·经解就有相近的说法: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45]

孔颖达疏:

疏通知远,书教也“者,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远“也。……书之失诬“者,书广知久远,若不节制,则失在於诬。[46]

孔颖达说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实际是以简略释疏通“。尚书纪事简略,以此广知久远“,就会有失之於诬“的危险。帛书要篇的夫子“就是礼记·经解的孔子“,故帛书要篇所载夫子“尚书多?(疏)也“说与礼记·经解的孔子“疏通知远,书教也“说是相通的。由此看来,尚书多?(疏)也“当指尚事过於简略,多有疏漏之处。而论语·八佾篇就有记载: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也。“[47]

类似的说法,又见於礼记·礼运篇和中庸。[48]所谓文献不足“,也就是尚书多?(疏)“,尚书对夏代。商代史事的记载太简单了。故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序说: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祥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49]

孔子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实质还是尚书多?(疏)“,文献不足“所致。

由此可见,说尚书多?(疏)“反映了秦代焚书时的情况“,只能属无稽之谈。

池田知久又以为帛书要篇说明损益循环的部分是对老子损益观的的批判和克服,而老子的成书年代在西汉初期的公元前200年左右,所以对它有所批判。克服的要篇,其成书年代也大体上可以确定“。[50]池田所举表现老子损益观的句子为今本老子第四十二章的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和四十八章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前者虽不见於郭店楚简,後者则见於郭店楚简的老子乙本的第三简。[51]池田认为後者表示了与前者大致相同的意思“,那末,老子关于损益的这些论述至少当形成於战国中期以前而不是西汉初期的公元前200年左右“,所以,池田以老子的晚出来确定要篇晚出从根本上就犯了错误。这些错误,从逻辑上说,大多是使用丐辞所致。

五

由於郭店楚简六德篇和语丛一关於六经的记载从根本上否定了池田知久和王葆玹先生关於帛书要篇的解释,所以池田知久和王葆玹先生对郭店楚简的年代表示了极大的怀疑。

王葆玹做了很多工作,极力想把郭店楚简的年代往後拉。[52]但这样做有两大困难:一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对楚郢都一带楚墓序列的排定;二是要从根本上推倒关於战国文字发展演变的认识,将楚文字和秦彖。汉隶翻过来。而这两点恰恰是考古工作者最为成功的杰作,不是专门研究者,是很难置喙的。

池田知久则从他对传统文献的认识出发,怀疑郭店楚简的可信。[53]笔者觉得,传统文献与帛书。楚简这些出土材料倒是相当一致的,问题是疑古论者对传统文献的记载一是不信,二是误读。

比如庄子·天下。天运篇都六经並称,而马叙伦庄子义证认为天下篇是古注杂入正文,断为後人增入。[54]张恒寿更说这6句不是注文羼入,则天下篇的产生,一定在秦代以後。[55]池田也说庄子的天下篇等据考证为西汉初期乃至武帝时成书的“。[56]而事实上並非如此。1988年初,湖北张家山136号墓出土了庄子·盗跖篇,从该墓所出土的七年质日“曆谱可知,该墓下葬的上限为汉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而下限不晚於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年)。[57]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其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卒於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年),其墓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有几篇庄子残简,[58]据说属於则阳。外物。让王。盗跖。则阳。外物。让王均属於庄子·外篇,一般认为是庄子中较晚的。它们在汉文帝前元年间的墓葬中出土,说明它们都是先秦的作品。而天运。天下两篇,其年代绝不会晚於盗跖。则阳。外物。让王。其六经並称,与楚简六德等完全是一致的。

礼记·经解记载:

孔子曰: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厚敦,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厚敦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於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於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於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於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59]

这些论述,疑古学者都以其为汉人之说,不予正视。其实可与淮南子·泰族以下一段话比较:

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辨义者,春秋之靡也。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詈。[60]

淮南子·泰族这一段话很明显出於礼记·经解,如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句,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近,诗之风也“北堂书钞九十五引,就作诗教也“;[61]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与礼记·经解恭俭庄敬,礼教也“近;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与礼记·经解广博易良,乐教也“近;易之失鬼“,与礼记·经解易之失贼“近;乐之失淫“,与礼记·经解乐之失奢“近;诗之失愚“,与礼记·经解同;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詈“,与礼记·经解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近。言六经“之序,首先以诗书易礼乐春秋为次,与礼记·经解诗书乐易礼春秋之次近;但其後以易乐诗书礼春秋为次,将易提前至六经“之首,则与礼记·经解不同,但从诗书礼春秋的排列看,其从礼记·经解化出的痕迹也还明显。由此可见,礼记·经解之说当在淮南子·泰族前。郭店楚简有缁衣篇,内容与礼记·缁衣基本相同。因此,今本礼记的许多篇章,原本就是先秦旧文。礼记·经解之说亦当如此。[62]只是疑古论者不肯承认而已。

论语·述而篇的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段,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易,如字。鲁读易为亦。今从古。“[63]这是说古文是读易“,今文读亦“。汉宣帝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的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的论语·述而篇,易“字也作亦“。[64]池田知久以为是孔子与易无关的重要证据。[65]其实这只能证明陆德明说鲁读易为亦“,並不能证明古文也读易“为亦“,更不能说原本就作亦“。因为汉宣帝时代,包括鲁论。古论在内的各种版本已经流行了,不能因为鲁论作亦“就以古论作易“为非。从抄写的时代来看,鲁论。齐论都係汉代抄本,而古论出孔子壁中“,[66]当为战国抄本。陆德明易,如字。……今从古“,不能说没有道理。

李学勤先生认为,易“。亦“異文是由于同音通假而致。而易“。亦“二字在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音中韵部并不相同,易“在锡部,亦“在铎部,因此不能相借。西汉以後,锡部。铎部之字才开始押韵,易“。亦“两字之音方相接近。所以,易“。亦“的通假应是一种晚出的现象,在较早的时代是不可能发生的。[67]这一意见值得重视。如果以鲁论作亦“为是,那末出孔子壁中“的古论就难以解释。合乎情理的解释只能是由于汉时易“。亦“两字音近,将易“写作了亦“,才有了鲁论的異文。因为古论是战国抄本,鲁论是汉代抄本,只有汉代抄本才会出现易“。亦“的同音通假。

退一万步说,即使论语·述而篇祖本作亦“,也不能证明孔子与周易无关。传统文献即便不论,出土材料也足以说明。在马王堆帛书易传诸篇中,明确记载孔子论易的,除要篇外,还有二三子。缪和;以子曰“论易的,有繫辞。衷。郭店楚简论易的儒家文献,更有六德和语丛一。我们能不信这些抄写於战国中期和西汉前期的文献,而唯以後出250年或100馀年的定州竹简为是吗?

池田知久以商君书和孟子。荀子不称周易来否定先秦儒家与周易有关在方法论上有误。从逻辑上说,是使用默证。我们知道,说有易,说无难。要证明先秦儒家与周易有关,只要先秦文献一条确凿的材料即可成立。要证明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就必须穷尽所有的先秦文献。事实上,保留下来而我们能见到的先秦文献又是非常有限的,只是原有先秦文献的很少一部分。以此有限的先秦文献去证无,其结论难免不会被出土材料所推翻。因此,以商君书和孟子。荀子不称周易来否定帛书易传诸篇和郭店楚简六德。语丛一的记载,是没有逻辑根据的。

孟子不称周易,荀子劝学篇。儒效篇两举诗。书。礼。乐。春秋而不及易,当然是有原因的。不过,这原因並不是当时儒家的经书里没有周易,而是因为孔子老而好易“。提升周易的地位以後,儒家内部有所争议所致。周易进入六经较晚,又不象春秋没有争议,孟子不称。荀子罕及,说明孟。荀都象子贡一样,是孔子老而好易“的反对者,在儒家内部,在周易问题上,他们与帛书易传和郭店楚简六德。语丛一诸篇的作者属于不同的门派。商君书农战。去彊多次称举诗。书。礼。乐而不及易与春秋,[68]也是因为易与春秋在先秦六经中後出,影响不及诗。书。礼。乐所致。这一解释,应该比以有限的材料去证无可靠得多。

结语

从论语·述而篇。子路篇到庄子·天运篇。天下篇,从礼记到史记,从以要篇为代表的帛书易传到郭店楚简的六德。语丛一诸篇,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一再证明:六经的形成,源於孔子。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就已与诗。书。礼。乐。春秋並列,进入儒家群经之中。说孔子乃至先秦儒家与周易无关,否定先秦有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並列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执著於这些错误观点的疑古学者,面对传统文献和出土文献这大量事实,应该反省。检讨自己,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从自己的史观上去寻找问题。

参考文献

1。钱穆:国学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5月。

2。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台北:学生书局,1982。

4。张恒寿:庄子新探,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5。廖名春:帛书释〈要〉,中国文化第10期,1994年8月。

6。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月。

7。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1995年1月。

8。王葆玹:儒家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

9。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

10。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

11。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与21世纪,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_’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1998年7月。

12。近藤浩之:从出土资料看〈周易〉的形成,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_’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199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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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此说较早的有钱穆(国学概论第23页)。近些年来国内有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47。48页)。张恒寿(庄子新探,302页)。王葆玹(儒家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56页),国外有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近藤浩之(从出土资料看〈周易〉的形成)等。

[2]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册第37页。

[3]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第一册第38。39页。

[4]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第47页。

[5]见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

[6]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62页。

[7]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释文注释第179页。

[8]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70-71页。

[9]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释文注释第188页。

[10]说文解字段注第102页,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1。

[11]宋本玉篇第172页,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

[12]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图版第80。79页。

[13]第42。43简虽称礼乐,但句式不类,故不採。

[14]张政烺: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古文字研究第1辑第2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5]见包山楚简图版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16]见信阳楚墓图版115所载1－032号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17]见信阳楚墓图版115所载1－02号简。

[18]刘雨:信阳楚简释文与考释第125页,信阳楚墓。

[19]汗简·古文四声韵第5。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20]转引自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第103页,济南:齐鲁书社,1983。

[21]可见夏竦古文四声韵云?“字出自古老子,完全是信而有徵的。夏竦所见到的古老子与楚简本老子应该相近。

[22]陈鼓应认为帛书繫辞是祖本而非抄本,显属常识性错误。说见也谈帛书繫辞的学派性质,哲学研究1993年第9期第60页。

[23]廖名春:郭店楚简儒家著作考,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第81页。

[24]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第47页。

[25]见廖名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一册第33-35页。

[26]廖名春:〈缪和〉。〈昭力〉简说,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第213-21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

[27]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第36页。

[28]近藤浩之:从出土资料看〈周易〉的形成,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_’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第368页。

[29]王葆玹:儒家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56页。

[30]见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第十一〈易传〉多出自荀门,此文写於1935年3月10日,今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

[31]近藤浩之:从出土资料看〈周易〉的形成,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_’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第368页。

[32]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38。39页。

[33]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37。38页。

[34]王葆玹:儒家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62页。

[35]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引,见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115页。

[36]十三经注疏第113页。

[37]太平御览引,转引自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页。

[38]王葆玹:儒家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第62页。

[39]见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434页。

[40]廖名春:帛书释〈要〉,中国文化第10期第67页。

[41]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研究;又见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释文(下),周易研究1997年第3期第7。18页。

[42]司马迁撰。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187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3]王先谦:汉书补注第1177页,萧统:文选第1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44]朱谦之:老子校释第2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45]十三经注疏第1609页。

[46]十三经注疏第1609页。

[47]十三经注疏第2466页。

[48]参见十三经注疏第1415。1634页。

[49]司马迁撰。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340页。

[50]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第44页。

[51]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老子图版第7页。

[52]见王葆玹1998年6月10日在炎黄艺术馆郭店楚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53]在1998年7月韩国汉城召开的国际周易学术会议“上他曾当面质询过我。

[54]转引自张恒寿庄子新探第30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55]庄子新探第302页。

[56]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要篇的思想,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6册第47页。

[57]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92年第4期第1。10页。

[58]阜阳汉简整理组:阜阳汉简〈楚辞〉,中国韵文学刊总第1期。

[59]十三经注疏第1609页。

[60]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6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61]转引自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第674页。

[62]徐复观承认礼记·经解的孔子曰“必出於先秦传承之说“,但又认为是作秦博士的荀子门人把易与诗。书。礼。乐。春秋组在一起,将荀子的诗。书。礼。乐。春秋扩大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因而断礼记·经解出於荀子门人之手“(中国经学史的基础,47。48页)。其实,礼记·经解既然必出於先秦传承之说“,其六经並称就不可能出於荀子门人之手“,徐先生夸大了礼记·经解与荀子的关係。

[63]陆德明:经典释文第3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6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第33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65]池田知久: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与21世纪,韩国周易学会编:21世纪与周易_’98国际周易学术会议第91页。

[66]班固注,见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彙编第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67]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60。61页,长春:长春出版社,1992。

[68]周予同经今古文学以为商君书·农战篇称举诗。书。礼。乐。春秋,惟独缺易(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不确。据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23。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春秋“当为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