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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论文网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ｐéｎｇ＠①子会长展望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洁祖籍地_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_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_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_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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