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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的说法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01年夏,中宣部。文化部等推出了纪念中国党建党80周年重点献礼文艺作品,在中国各地电视台和电影院热播一大批反映中国GM历史题材的影片和电视连续剧,如论文网长征。红岩。忠诚。日出东方等,收视率可观。出版部门同时大量重印。再版各种GM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中国舞台上重新上演GM题材的剧目和音乐舞蹈。当年的样板戏“再受观众青睐。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红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总之再造红色经典“的话题,已成为中国在世纪转换时刻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一时刻又与全球化时代接轨,凸现了文化再造“的当代意义。

红色经典是指GM题材的文艺作品,也是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化生产,是GM文化领导权(或文化霸权)建构的核心部分。中国GM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历史在中国党建立之初即已开始,1949年建国后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几乎取代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任务。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文革的否定,也使得红色经典销声匿迹10多年。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化舞台。从中国GM史和现当代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红色经典的沉浮无疑是一重要的风向标。就当代文化研究而言,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红色经典再造又展现了何种文化动向?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方面来看,是否意欲把红色经典纳入中国文化新传统,并予以博物馆化“?而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大众文化,是否在利用和打造某种文化怀旧情怀,来使之商品化?这些趋向与红色经典文本所包含的意义,有着尖锐的对立。红色经典文本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部分,确立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文化生产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以至生活方式。表达方式。虽在80年代以否定文革为主旨的文化热中,GM文化受到全面攻击和否定,但未能彻底清除和抹煞这种深层的政治无意识“。惟有经过90年代中国文化全面商品化。与国际接轨“后的今天,方以新的文化资本的形式和面貌重新出现。其中所显现的当代中国文化政治的动态,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红色经典的产生

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经典。经典的产生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考验,大浪淘沙,千锤百炼,真金闪烁,终成正果,堂皇步入经典之殿堂,被后代景仰供奉,反复诵咏,成为文化传统中的瑰宝和精华。文明的象征。这是我们长期以来被告知的经典的产生和形成过程,是自然选择。文明进化的过程。同时我们知道,任何主流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经典的确立。维护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注:关于美国保守派于80年代鼓吹再造白人文化经典,可参见E。D。Hirsch,Jr。,CulturalLiteracy:WhatEveryAmericanNeedstoKnow。Boston:HoughtonMifflin,1987;andAllanBloom,TheClosingoftheAmericanMind。NewYork:Simon Schuster,1987。)

现代经典的建立跟过去最大的区别就是略去了漫长岁月的洗礼,抛开了自然选择“的面纱,大规模地。急功近利地重建。再造。修正经典,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为政治权力。为经济效益服务。人们在历史去魅的现代,认识到经典的建立乃是一个充满权力政治争斗的过程,从古至今,历来如此。只不过在现代,这个过程变得十分赤裸裸。当然在经典确立之后,其诠释者们又无不强调经典的自然天成,天经地义。

以创立不同选择的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GM,自然要建立自己的经典。经典的建立成为文化GM的主要任务。中国现代化的过程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起,一开始就是一个寻求现代的不同选择的过程,是一个GM的过程。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成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党,是一个GM的政党,以政治GM。社会GM。文化GM为主旨。其中文化与意识形态GM在很长时期都是核心。瞿秋白。毛泽东等GM领袖一贯强调要建立一个GM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个缺乏现代无产阶级GM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必须创造一个GM主体。如何创造?靠暴力。强制和说服。赢得民心的双重手段,来确立起GM的文化霸权或领导权,在农民中建立一个GM的主体意识。总之,文化GM是事关GM成败的关键,即GM的主体建构问题。毛泽东的表述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GM的首要问题。“如何确定敌与友的身份认同?如何确定我们自己的GM主体性?要靠GM理论和GM话语来动员大众,要靠文化GM。瞿秋白。毛泽东的思路跟意大利党领袖葛兰西非常相似,力图在民族和大众文化的传统中,发掘GM经典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个GM的文化和GM的新经典。(注:LiuKang,HegemonyandCulturalRevolution。“NewLiteraryHistory,Vol。27,No。4(1996),pp。34_51。)毛泽东关于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关于采纳民间的新鲜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的论述,关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论述,以及从40年代延安整风到60年代的样板戏和文革中的实践,其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新经典。

1949年建国以后,红色文化经典的建立与生产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延安时期的秧歌运动。王贵与李香香风格。白毛女和新戏剧运动等等,迅速推广到全国,动用了现代化的媒体和国家机器,以电影。报刊。出版。教育的各种形式,把红色经典的建立变成了一个大规模的文化生产建设。这一文化生产在当时环境下已经充分与国际接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先后获苏联的斯大林文艺奖金,其意义和轰动在当时远远超过了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连连在国际影展获奖。除了戏剧如白毛女。红灯记。芦荡火种等后被改编为样板戏之外,红色经典开始主要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现,随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等视觉艺术,并以广播书场方式在电台长期连续播出,成为群众文艺的主要内容。红色经典作品的产生主要是有计划的集体创作,作家本人或是正式生产部门的工作人员(作协会员,或称专业作家“),如暴风骤雨的作者,或在创作过程中成为脱产专职生产人员,如铁道游击队和红岩的作者等等。除去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与管理机构的区别,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的生产与90年代以后在中国逐渐成为主流的商业性大众文化生产在形式和结构上有惊人的相似。如90年代电视剧的生产,常常是一个涉及多部门。有计划的从策划。编辑到拍摄和后期剪辑。媒体公关等复杂的过程。

红色经典作为GM文化霸权或领导权的主要产品,其大规模的生产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服务。其对象是中国全部人口,目的是在全民形成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凝聚力。中国GM的特殊性之一,就是在一个强大的国家威权传统中,寻找和建立社会与国家的新型关系。这点跟葛兰西的构想也很接近。意大利受天主教神权控制的落后南部和工业化发达的北部一直充满矛盾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怪胎。当时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导致意共都市暴动失败,葛氏亦身陷囹圄。葛氏意大利的历史和现实,构想社会主义GM须首先建立文化霸权,以形成新型的市民社会“。毛泽东并未使用市民社会和文化霸权等话题,但他始终在摸索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建立GM的文化经典,就是毛泽东构想和实施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具体步骤。他遇到了许多矛盾和反抗,但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先后发动的多次针对城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右,以至文革等运动,通过强制手段来压服那些抗拒GM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通过说服教育手段让多数知识分子接受了他的构想和理念,自觉地成为GM文化生产中的主力。

红色经典的生产因此可以视为一个复杂。多重。多维度的建设平台。首先,红色经典是对传统经典的批判和否定,但这种否定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必须在传统经典中寻找资源。红色经典的主要文化资源来自民间民俗文化,但旧的正统的经典源头也是民间的,只是被权力精英所利用而奉为正宗。第二,红色经典的建构是自觉和有计划的,把文化生产和经典建构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作品一生产出来就被奉为经典,或一开始就是当成经典来创作的,如样板戏。这似乎有悖于经典的自然形成过程,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大跃进行为,不过倒是很符合GM的要求,符合现代化的逻辑。两个过程变成一个过程,也就建立了一套新的经典典范“,即如何建构经典的一套运作规范。其特点是国家行为和社会民众行为融为一体,形成全民学经典。全民唱样板戏的群众运动。第三,红色经典的生产与建构是意识形态生产,对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简言之,红色经典产生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六亿中国人在几十年时间内生活在这套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之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最后一点,就是红色经典的大众性和国家生产性。红色经典来自大众,服务大众,是群众文艺的经典。但它一开始却不是大众的创造,而是国家指令由文艺工作者(用今天的话是专业人士)在民间民俗文化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加工而成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就是这种民间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他在讲话原稿中一直说文学艺术的源泉是来自民间的文艺作品,而不是现实生活。此时毛泽东的文艺论完全不是反映论。到了60年代出版毛选时,才把文艺源泉改为生活现实“,以求与反映论合拍。(注:对毛泽东讲话的版本修改及其理论内涵的分析,可见LiuKang,AestheticsandMarxism。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2000,Chapter3,HegemonyandCounterhegemony:NationalFormandSubjectiveFightingSpirit“。)而这时的文艺创作已经完成了由个人行为变成国家生产的体系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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