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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有些威望的人出来主持事务，与日军进行协调，民众起初多是顺服和感激的，因为这毕竟是自己民族的人，是可以用相同的语言进行沟通的。正如张怿伯所说“平常百姓对兵，不免因畏生厌，但一到地方沦陷以后，满眼看不到一个本国兵，所见尽是鬼兵……一见了本国兵，就如同被压迫人，得到援救和解放，心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安慰和愉快。” 和士兵一样，在凶神恶煞的日军统治中出现一位中国人，且日军挑选的这个合作者往往是当地有些声望的头面人物，民众对其的第一印象多半是亲切，而不会直接定义其是汉奸。在镇江沦陷一个多月内，人人畏惧，直到柳肇庆在日本人的“敦促”下出任“自治委员会”委员长，民众方觉稍有心安，群情得到一些安慰。这时候柳的就任甚至成为了民众的一服强心剂。

但仅一年之隔，张怿伯对柳的继承人郭志诚的评价为“汉奸到此地步，恐怕也要悔之无及”  。他明确将郭称为汉奸，民众也对其怨声载道。为什么民众开始改变原有对合作者的态度，转而厌恶的情绪呢？无非是这些头面人物的就职并没有改善当地状况，甚至恶化民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