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德使一职看唐代宦官对佛教的信奉(2)_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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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德使一职看唐代宦官对佛教的信奉(2)


    功德使自然而然与佛教有着莫大的关系,它掌控着两个方面的主要权力:第一,“总僧、尼之籍及功役”。即专门管理籍户和寺院的建设问题。第二,试经度僧。唐朝通过考试来选拔和考核要求剃度出家者,考试合格后才能够度为僧尼[ ]。文宗曾发布敕令:“其僧尼在城委功德使,其诸州府委本任长吏试经,僧尼并须读得五百纸则为及格。京城敕下后如不及格,便勒还俗。”[ ]到了唐代后期,功德使一职落入了宦官之手,从而大大增加了宦官的权力。正如唐代著名和尚慧朗称:“自国家特置功德使以来,众福日滋,群凶时灭,皇帝起崇高之佑,缁门绝挫辱之虞。唐宣宗敕曰:制僧尼依前令,两街功德使收管令祠部给谍。”[ ]
    功德使原本非宦官担任,被宦官把持有着重要原因。
    中国佛教发展到唐代处于鼎盛时期,崇佛之风在社会上盛行。皇权托政佛门,佛法入国法,佛律入唐律,刑罚上仁慈恶杀,处俗上强化王化[ ]。士僧作为载体宣扬忠孝的伦理道德,劝人归善,归顺王法。皇权崇佛不失其度。宦官作为代表皇帝政治意志的重要团体,这样的大环境势必让功德使一职成为其政治工具。尤其担任功德使能够更加接近僧人,这样能够为自己增加政治资本。高僧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有很重要的地位,皇帝经常对高僧敬以师礼,比如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神秀就曾被推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神龙二年(706),神秀死于洛阳,中宗又赐谥以“大通”之号,并为之置塔一所。这样的高僧经常成为政治势力的拉拢对象,所以常有“僧借士而扬名,士借僧以自梯援引”之说。明代学者胡震亨在谈论唐代宦官的问题是就指出:“唐名缁大抵附青云士始有闻, 后或赐紫, 参讲禁近, 阶缘可凭, 青云士亦复借以自梯。”[ ]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宦官同样需要拉拢宦官。
    其次,由于修功德为佛事施舍钱财,功德使也就成为捞钱使,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有势力的官员所力争。《新唐书》卷二百二十《宦者上》说他们“并内供奉,或外监节度军,修功德使还,所裒获,动巨万计,京师甲第池园、良田美产,占者什优尔”。宦官能够通过修功德来敛取大量钱财,这是是宦官争夺功德使一职的经济原因。
    另外,宦官是在宫廷内侍奉皇室的集体,他们不仅要承受生理上被阉割的痛苦,还要承受来自社会歧视的精神压力。进入宫中后,他们又成为奴才任其驱使,失去劳动价值后往往驱赶出宫,宦官的家人将本家的宦官视为巨大的耻辱。这样,生活中的种种痛苦迫使他们从佛教中摆脱苦难,追求来世的幸福。功德使的设置正为宦官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管理僧尼事务,建寺布施,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修功德。
    总之,由于皇权对佛教的大力推崇以及宦官势力的膨胀,宦官通过攫取功德使一职实现了对佛教的控制。从此,宦官与佛教相互利用,结成了密切的关系。 (责任编辑:q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