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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最典型的道德符号人物便是程婴。他看似是一个勇于担当，具有强烈入世精神的人，这背后所折射的其实是一种狭义的报恩观念。程婴对于心中的道义原则，有一种坚定不移的坚守，并且不惜为之付出生命，但是他在坚守道义的同时，也剥夺了自己孩子拥有生命的权力。这种行为放置于当时的社会，是完全被理解的，甚至还会受到嘉奖，也恰好迎合了中国的“二十四孝”传统，与“郭巨埋儿”的行为无异。但是，若从现代意识角度认识程婴的行为，那无疑是对“人权至上”观点的颠覆，他为存孤做出的努力和牺牲不仅得不到赞赏，还会受到人们的指责。

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于悲剧主人公的定位，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悲剧的主人公不应是绝对的好人，也不应是绝对的坏人，而是介于二者之间。以程婴为首的一批耿介正义之士显然不能构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悲剧主人公形象，而屠岸贾则与亚里士多德所认同的非极好也非极坏的人物特征相契合。文献综述

屠岸贾不是一个好人，因为他横行朝野、一手遮天，荼毒生灵、无恶不作、他毫不顾忌道德法规的尊严，不仅血洗赵氏全族，甚至对一个尚未满月的婴儿也要赶尽杀绝。他在搜孤的过程中，诈传灵公的命令,以错杀晋国新出生的一月以上，半月以下婴儿为代价，来寻找赵氏孤儿的下落。如此一个屠杀百姓、动辄九族抄斩、顷刻间使百千人头落地的狰狞面目便出现在观众和读者的面前。屠岸贾为了清除对自己权利构成威胁的异己而展开无情的杀戮，视赵家三百余口无辜生命为草芥任意屠杀，这是最能体现屠岸贾不是好人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