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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依据

（一）认罪认罚制度的法律依据

刑法总则中关于认罪认罚从宽的规定：第37条“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在刑法分则中的383条“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的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383条的规定处罚。”认罪认罚从宽在相关实体法的司法解释中也有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2014年1月1日实施）中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

有所缺憾的是，集中体现认罪认罚从宽精神的《刑法》第383条、386条只针对于特定的贪污贿赂犯罪，而不能推广适用到其他情形的犯罪。所以，可以考虑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则化、系统化，即在刑法总则中作为一项原则性规定，并对现行的单行刑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进行整合，能够让不同类型的案件有具体明确的适用规定。 

（二）刑罚从宽的理论依据文献综述

实践中对于这些认罪认罚从宽的实体法规定运用较为频繁，但基于司法公正和刑事诉讼法律的严谨性，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认罪认罚为什么可以从宽。必须在责任刑的基础上裁量预防刑，从而最终确定被告人的最终法定刑。判断被告人再犯危险性以及裁量再犯危险性与对应的责任刑罚，就是我们所说的裁量预防刑。刑罚就是为了犯罪的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如果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小，就在责任刑的基准之下从宽处罚。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刑罚是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工具。刑罚的严厉程度是由罪责程度决定的，并且，如果根据特殊预防的考虑认为必要，从一般预防的角度考量也符合，就可以不达到罪责的程度。 可见，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明显下降，那么就可以对其降低特殊预防的标准，同时符合一般犯罪预防标准，这样降低了罪责的程度。

认罪认罚的行为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犯罪以后对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一种认识和态度，表明其已经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内心真诚悔罪，随之再犯的可能性减少、人身危险性降低，因而此时可以得到从宽处理、从轻、减轻处罚，正如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韩晓武的观点：从长期角度观察，单纯的严苛刑罚无法达到控制及预防犯罪的理想效果，但是根据犯罪嫌疑人主观恶性的程度适用刑罚，却可以更好地矫正、控制、预防犯罪。  这里仍需要强调，认罪认罚必须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内心真实的实体性悔罪，绝不是恶意利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来实现不正当的目的，这样不仅是要缺乏实体法根据的，而且是对认罪认罚制度的亵渎和破坏，要坚决予以惩罚，绝不从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