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模式(2)_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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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模式(2)


一、“拧巴”的叙事语言
刘震云的文学创作始终如一的保持着一种极具个性化色彩的幽默感,这种基于河南地方方言的刘氏黑色幽默被文学评论界生动而准确的定义为“拧巴”。刘震云“想把生活中‘拧巴’了的理儿给‘拧巴’回来,把人骨头缝里‘拧巴’的理儿也给‘拧巴’回来。”[2]这种“拧巴”无时不刻不存在于刘震云的叙事语言之中,譬如刘震云在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这部作品中就用酣畅淋漓的叙事把“拧巴”发挥到了极致,精妙入神地讲述了一段又一段“拧巴”的故事,完成了对其独特叙事语言的完美诠释。同时引起读者和研究者注目的是,刘震云踏踏实实的把故事框架拉回到故乡延津县,把乡土话语搁置在一个个故乡乡村图景中去叙述。
文本《一句顶一万句》被故事叙述者特意分成上下两个跌宕百年、血脉文系的两个模块。第一模块讲述的是杨百顺离开延津县的故事:从小备受欺辱多苦多难的杨百顺即使成年后离开父亲老杨依旧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备受生存压力所迫,四处奔波劳顿,生活辛苦孤独,同时令人唏嘘的是,杨百顺前前后后为了糊口养活自己,数次易换名姓;无论是把“杨百顺”改成“杨摩西”,还是从“杨摩西”再改成“吴摩西”,这其中皆经历了种种曲折,在“嫁”给吴香香后发现终于有了能够和自己说到一块去的人:养女巧玲。杨百顺一厢情愿的以为有了养女巧玲就不用孤独奔波以致终老,却不料喜极生悲,因为假装寻找和老高私奔的吴香香,致使养女巧玲走失,最终断肠人终究离开了断肠之地,从延津县离开,无意间来到宝鸡,更名为罗长礼,从此杳无音讯。第二模块则讲述了昔日被拐卖的巧玲的儿子牛爱国的故事:当兵复员回家的牛爱国因为与妻子的失败婚姻,历经风雨坎坷的牛爱国极其愤懑失落,同样是为了找寻能说到一块的人,在机缘巧合之下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故乡延津县。
这是两个“找朋友”的故事,或者可以更加准确的说是一个“人找说话”的故事,可见文本叙事者要叙述的根源和主题皆在于“找寻”。如在回归母亲故乡延津县的过程中,失意的牛爱国以为自己的心情同当年姥爷杨百顺在失去养女巧玲的烦闷心境相似,更为了想了解杨百顺临终前究竟留下了什么话给母亲,不辞风雨劳顿,即使远在山西沁源依旧会千里奔赴,再次来到延津县。在文本叙事者刘震云的嘴里,无论是杨百顺、老汪之类的落寞离去,还是牛爱国、李昆之类的孤独追寻,文本叙事者把所有的人物和相关的故事情节都与“说话”扯上关系。那么,“拧巴”就自然而然的彰显无遗了,无所遁迹了。 (责任编辑:q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