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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寓言的写法，作者在《炸裂志》中算不上首次使用。作家十年前的文章《受活》中，极大限度的使用了寓言的写法。《受活》一文讲述了在县长柳鹰雀用“受活庄”里上百个聋、哑、盲、瘸的残疾人组成“绝术团”巡回演出赚来的钱，在受活乡的魂魄山上建起了一座“列宁纪念堂”，并打算去俄罗斯买回列宁的遗体，将其安置在魂魄山，从而期望实现自我的最高价值以及受活乡人民的幸福生活，然而结局肯定是可悲的，作品内容看似疯癫滑稽，但读完作品后读者难免产生深深的悲凉之意。作者在这部作品中突破现实主义常规形态的基本写实手法,大量尝试运用非写实、超现实的写作方法。阎连科曾说:“生活现实,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使用任何狂放、细腻、周全的写实手法所表现的所谓写实,都显得简单、粗浅、小家子气,使写作者感到力不从心。所以,我想我们不能不借用非写实的手法,不能不借用超现实的写作方法。只能用才能接近现实的核心,才有可能揭示生活的内心。”[6] 《受活》中，最突出的体现是作家运用了大量意象，这种意象组成了一部怪诞的寓言。例如：“全圆人”与“残疾人”的对比就是全书一个基本的思路。笔者认为作家笔下的“残疾人”不仅是指有身体缺陷的个体，更辐射了贫困软弱又落后的乡土文化，而“圆全人”则相应的代表着城市化进程中一切外来的强势文化。作品中多次出现了类似于“圆全人就是你们的法”这样的语句，这些语言正映照了作者想要体现的强势文化按照自己的生存规则对淳朴乡土文化的粗暴改造，最终将乡土文化改造为强势文化的一脉，在这个改造中，“圆全人”可以为所欲为掠夺占有 “残疾人”的所有，甚至是生存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