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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神圣叙事的颠覆

传统推理小说表面上看是一种伸张正义、惩恶扬善的小说，虽说其中不乏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但究其目的，仍然可以归到浪漫主义的大范畴，传统推理小说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诱使读者逃避现实的读物，它采用最循规蹈矩的模式，让读者沉溺在步步解疑、跌宕起伏的情节之中。而后期的日本推理小说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侦探模式，它们以传统推理小说的形式出现，而又有一些新变蕴于其中。后期的推理小说虽也对密室案件乐此不疲，但已不把密室解疑视为重点，而把笔触伸向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之中。这一小说环境的改变是推理小说叙事模式有所突破的一大关键因素。这一突破与社会生活的发展有关，推理小说家要把广阔的社会生活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必然要改变密室推理这种局限于封闭环境的推理模式，转而描写繁杂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甚至政治生活。因此后期推理小说中，人物活动可以跨越多座城市，人物经历可以从主人公幼年写到老年，相比于早期在情节上的着意叙述和简单的正义性结局，后期更注重对社会问题和复杂人性的挖掘。

小说中的侦探也趋于“正常”，不同于早期作品中作者总是着意刻画怪侦探形象，后期作品中追求真相的往往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甚至是职场失意的警察，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抓住凶手，而只是想“听你说自己的故事。”“你之前没有告诉其他人的故事，你一个人承担的往事，你逃亡的岁月，你销声匿迹的岁月，你一点一滴积累的人生故事。”（你即罪犯）[5](p377)这种侦探形象的改变实际上弱化了侦探小说中作者对悬疑情节本身的追求，而增强了对作品中人物的刻画。对侦探目的神圣性的颠覆改变了整个叙事的角度，从原先对探案推理过程的详细叙写转向了对犯罪主人公的犯罪动机和整个人生历程的追索。笔墨也从之前的着重写侦探的探案过程转向着重写罪犯的人生。尤其是社会派推理小说，推崇描写政治、经济生活胜过对诡谲案情的推理，比如在东野圭吾的《白夜行》和其姊妹篇《幻夜》之中，笹垣和加藤两位警察在追逐罪犯的过程中都多次怀疑自己的动机，到底是为了抓住罪犯惩恶扬善，还是也只是像其他的男人们一样被美丽的罪犯迷惑而想更进一步地了解罪犯。在这种自我怀疑之中，侦探破案的正义性已经被大大弱化甚至是荡然无存了。而女主人公都是身份不明的人，《白夜行》中的西本雪穗曾经遭受到了残酷的事情，从此不择手段也要得到自己想要的，内心变得扭曲而偏执。《幻夜》中的新海美冬同样为达目的残酷而狠毒，杀人毁尸这样的事情在她看来并不罪恶。她们从某个地方来到东京，计划周详，手段狠优尔，一步一步地实现她们的目的。与此同时，在警察与罪犯的追与逃之间，作者铺天盖地地展开对于社会大环境的描写，这种描写细致却不冗杂，作者非常巧妙地把当时社会发展的一些代表性事物或事件融入到作品中，包括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尤为突出的是对政治和科技的展现。也有大量罪犯利用高科技盗取银行钱财、制作出非法品的情节，这是对当时社会随着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