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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村庄之间的打斗事件是农村生活中最常见的，可是在毕飞宇的笔下，却被赋予了权力内涵，端方既懂得权力获得的方法，有知道权力发展的道理，毕飞宇这一独特的权力叙事，因为端方权力获得的构造史而更加具有象征意义。毕飞宇说：“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做‘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于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被损害者的身上。”[3](p22)尤其是当端方以极端的手段逼迫红旗吃下猪屎，将红旗彻底变为自己的奴隶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毕飞宇对权力的反思已不再是压迫者，而是受压迫者了。

二、时间叙事

在叙事文本中，叙事时间是必不可少的，毕飞宇的《平原》又是一部乡土小说，这类小说则主要表现乡村生活，那么时间就是故事情节发展的大背景，在叙事学理论中，叙事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中，用事序结构和叙述结构来对故事的原始时间与文本中的叙述时间加以区分，还是热奈特以故事时间和演述时间编年史时间和小说时间等概念来探讨自然时间与叙述时间的关系以及叙事文本的结构特点，都只是从艺术形式或创作技巧的角度对小说中的时间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而很少从文本意义的角度去关注叙事中时间与人的关系。”[4](p63)

《平原》主要展现的是端方从高中毕业后回到王家庄的一段生活经历，从时间来看，整个小说除了“唐山大地震”和“毛主席逝世”两个重大历史时间外，整部小说都处在自然时间的叙事之下，在小说的时间叙事中，自然时间与小说中的人物、故事情节的发展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

小说的开篇以田里的麦子黄了，一片丰收的景象，人们望着金色的大地，开心地笑了。在乡土小说中，这样的自然风光很常见，会让人们想象到乡村生活的各种美好，可是这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在充满希望和美好的同时，也充满着恐惧，因为麦子虽然长在地里，但最终还是要变成饭桌上的馒头、面条，变成一日三餐，变成婚丧嫁娶。尽管地里的麦子可以变成一切庄稼人想要的，可是如果不去动手把它们割下来，一切都毫无意义，因为“它们不可能像跳蚤那样，一蹦多高，碰巧又落到你们家的饭桌上。”[2][p2]高兴归高兴，面对着一望无际的麦田，这一景象带给人们的除了希望，更多的还是还是害怕，“这种怕深入骨髓，同时又无处躲藏。”[2](p5)只能一手握住麦子，一手拿着镰刀，从右往左，一把一把地把麦子割下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炎炎烈日下，一割就是十几天，收割完麦子，还有更辛苦的事情，那就是插秧，因为庄家人必须把要弯的更深，对于庄稼人来说，这不是劳作，这是受刑，可人们却心甘情愿。如果你不情愿，耽误了麦收的季节，那么你就耽误了插秧，就耽误了自己一整年的日子，所以庄稼人不可以偷懒，在自然时间的控制下，人们重复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与其说是人们掌握了天时，不如说天时控制的人。“说到底，庄稼人的日子都被‘天时’掐好了生辰八字，天时就是你的命，天时就是你的运。”[2](p3)时间推动着人物与事情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毕飞宇有意拉长了叙事时间，细致刻画了人们的内心感受。这在叙事学理论中成为“减速叙事”，然而我们却没有感受到减速叙事中舒展柔婉的情调，更多的是一种让人窒息的沉重感，这也许就是毕飞宇独特的时间叙事。 (责任编辑：q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