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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宗璞转入清华大学学习，不久全国便宣告解放。在崭新的生活里，她和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有理想，有抱负，他们刻苦学习，时刻准备着为祖国的发展而奉献出自己的力量。大学毕业之际，他们写下并在众人面前宣读准备为社会奉献的决心书，抒发了绝对听从组织的安排，随时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的强烈愿望。当时的宗璞和很多青年一样勇于牺牲、乐于奉献，对新生活充满了热情和向往。宗璞工作以后，特别是在农村参加劳动时，耳闻目睹很多英雄的壮烈举动和人们火热的劳动景象，她心中对自己的使命感到自豪，也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原本满怀壮志和激情的宗璞经历了无法预料的民族灾难和人生遭遇。在“文革”时期，宗璞一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父亲冯友兰被批斗后关进“牛棚”受难，她因是冯友兰的女儿并创作了“毒草”《红豆》，在单位里经常被红卫兵批斗。“文革”十年，宗璞受尽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看遍了人性丑恶和人道主义的沦丧。如果说宗璞早期的顺境对她的思想和创作有正面的影响，同样，“文革”期间的压抑、心酸和苦楚的生活状况也对她有深刻的“反面”影响。十年中痛苦的遭遇，常常震撼着她的心灵，让她的梦想覆灭；苦不堪言的生活状况，让她不得不认真去思虑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文革”的后四年中，宗璞有四位亲人先后去世，让她遭遇了永别的痛苦。后来，她自己的身体也每况愈下，经常饱受病痛的折磨。这些生活变故都让她对生命的脆弱与短暂，人情冷暖、世事无常有了深切的感受。宗璞在“文革”中那些触目惊心的经历以及后来病痛的折磨，生活的变故，使她的作品不可能再保留《红豆》那样清新、朴素、优美的风韵，她更想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对生命的思考融入作品，将自己的情感和意志寄托在创作童话上。因此，宗璞的童话，特别是后期的童话作品中更多的是直达人们内心深处的人生体验，她的童话作品写出了很多成人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生命的体验。所以她的童话不仅仅是专为儿童而写，还是写给成年人看的，它也是成年人的知己。

第二，“也是成年人的知己”顺应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带给当时的人们尤其是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不仅是身体上的伤害，更是精神与信仰的摧残。 “上山下乡运动”使很多知识青年教育中断，虽然他们学到了劳动技能，切身体会到了中华民族勤劳、淳朴的美德，但是却脱离了正规的文化教育，甚至受到农村各种落后思想的影响。返城后的大批青年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他们生活困难，思想苦闷，以致精神压力很大。那时的青年人迷茫、彷徨、徘徊，他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无法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宿。而象征着“真、善、美”并作为儿童世界象牙塔的童话，毫无疑问成为当时的人们理想的心灵栖息所。成年人阅读童话作品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成年人的知己”这个童话创作观正好应运而生。

另外，当时的中国刚刚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思想上开放，文化上更是“百花齐放”。人们的思想长期地受到禁锢，文化的长河也即将干涸，那时中国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遇到水一样，拼命吮吸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思想。当时的人们普遍都想追求深刻的思想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出成人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的童话作品，恰好能够满足人们这种想要追求深刻文化思想的社会心理的需求，因此，“也是成年人的知己”的童话创作观顺应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 (责任编辑：q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