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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作家阿来将小说的叙述视角放在一个傻子身上，用智障儿来描绘藏族土司制度的土崩瓦解，能让读者在感受到与作家阿来心灵贴近的同时，又能让读者以傻子这样不喜不厌的视角感受藏族风情、藏地文化以及藏族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小说以傻子二少爷这一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与举止”[16](P31)的人物形象作为故事情节发展过程中矛盾与斗争的线索与核心，是整部小说的关键。傻子一出生就被医官判定此生是一个“无药可救的愚钝之人”[13]，他应是不谙世事，浑浑噩噩地过着这一生，却在言行举止中不经意地露出惊人的一面，显得是那么的卓尔不群，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傻子与天才的矛盾混合体，明明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与举止。傻子始终了解自己是一名藏族人，有作为一名藏族人的责任感。比如傻子每天清晨都会询问“我是谁？我在哪儿？”这两个问题，虽然他每天都会戏弄下人一番，但当面对汪波土司与汉人时，却很好地完成了角色转换，直面汪波时，他是麦其集团的少爷，而当面对的是汉人，他却是真真儿的藏区土司人，在不经意的举止中，将自己的身份完美定位，同时也是将自己的责任明确，很显然傻子流露出了他作为藏族人的责任，表现出了他的隐隐忧患。傻子曾经说过这样两句话: “我的确明明白白地看见了结局，相互争霸的土司们一下就消失了。土司官寨土崩瓦解，天空中冒着蘑菇状的尘埃。随风浮起的烟尘飘散之后，大地上便什么也没有了。[3]（P328） “我在那天蓦地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结局，不是看到，是感觉到。感觉到以后的人间不但没有了麦其土司，而且所有的土司都没有了。”[3]（P328）他的预感到最后证明无一不是对的，我想傻子虽傻但也不傻，他能在人们还安逸的生活着时就能感觉到危机，这不仅让世人警醒，在表面平和的生活下，我们应该保有足够清醒的危机意识。阿来还通过傻子的眼睛来描绘那个时代的藏族生活：画眉的动情歌唱、碧绿的藏族草原、神秘的土司制度、怪异的喇嘛先知、独特的惩罚制度……这些是那个时代异于现在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作家不希望它们消失，但土司集团的分崩离析，汉族文化的不断侵入，生活方式终将会改变，也将必然带来其他各个方面的改变，而有些原始的东西如画眉的婉转歌唱、草原的美丽风光却是作者极力想保留的。通过这一系列描述戏耍含蓄的表达着逐渐被遗失、融合的民族将何去何从的忧虑。而在遗失、融合的过程中民族的尊严与气节是否会消逝。这里，阿来所传达的忧虑是对民族的尊严与气节的忧虑，当尊严都被践踏、被遗忘时，这个民族也将不复存在。

二 故乡一捻土中的尘埃

环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性造就了藏民族特有的性格。在《尘埃落定》中，阿来重构历史，将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与民族意识融入藏民族历史中。

从古至今，一个作家的创作离不开作家的生活背景，藏族青年作家阿来亦是，他的创作与他的藏族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尘埃落定》中所描写的地方即作家阿来出生成长的家乡——四川省阿坝州州府马尔康地区的嘉绒部落，阿来在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中这样描述这个部落：“从现在所在的成都平原，向西向北，到青藏高原，其间是一个渐次升高的群山与峡谷构成的过渡带。”[1]（P148）而这个过渡带在藏语中称为‘嘉绒’，意为靠近汉区山口的农耕区一样，对藏族来说是边远地区，对汉族来说亦是较为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带，因偏远使得嘉绒部落成为被忽略的“三不管”地带。而作家阿来所生活着的地方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域，地处汉藏两地的交汇地带，那个年代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一地区汉化严重，汉民族文化不断冲击着藏民族文化，成为两种文化交汇的地域。阿来在这样的多元文化即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融合交汇下的写作中表现出对民族与家园的渴求。在藏族人的眼里的汉语无疑是新奇和吸引人的，然而藏族人用藏语传达的是藏族悠久的文化历史，两者形成了新奇与古老、官方与民间的鲜明的对比，阿来试图用这部作品表达着他对藏民族历史文化的崭新的思索，让读者在其中能够深深地体会到多元文化碰撞下民族本土意识的慢慢加深，而作家们恰恰对这种本民族的文化等东西的思索愈加深刻，角度愈加细致。当作家或作为本土式存在的人意识到本民族的语言及文化正在以他所看得到的速度逐渐消失的时候，作者对家园、对民族、民族文化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民族忧患意识也就产生了。忧患意识即忧国、忧民意识，民族忧患意识表现为对家园遗忘的深深忧虑、对民族的深深忧虑、对民族文化的深深忧虑。忧患意识其实就是一种责任、一份担当。文献综述 (责任编辑：q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