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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前我国在问责文化方面存在很大的缺失。一方面是“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这是不仅是中华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遗存，也是部分行政官员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膨胀的产物。这种思想促使部分公职人员丧失了正确的自我价值判断的能力，背弃了身为“人民公仆”的责任，从个人心底就已经排斥问责，更谈何自律与他律？另一方面是社会问责氛围的缺失。公民问责意识的淡薄，自主参政的意识与民主意识更是薄弱，自己面对强权与暴力压迫，往往选择服从与依附，看到他人遭遇这种状况时则是“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心理状态，缺乏参与问责的意识与能力。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致使问责文化从里子到表面都脆弱不堪，一击即溃。文献综述

（三）问责机制的异态发展

所谓问责机制，主要是指参与行政问责整个过程的问责主体、问责客体，以及问责的范围及标准等。就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发展状况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问责制度自身的刚性不足。行政问责法律体系的不健全致使自身刚性不足，缺乏能够达到理想约束力的条件。其次，问责范围与内容不完善，怎样的行为需要问责，怎样问责，问责过后如何复出等等问题都未能作出齐全的规定，更何况也很难作出理想的规定。实际操作中，由于各地大都为首长负责制，自由裁量权的赋予与实施具体很大弹性，这是为何这几年官员非正常复出事件频频被曝光以及“临时工”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所在。然后是行政问责配套制度尚不完备。没有客观有效的“后勤”保障，如何确保问责真正取得长远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