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创作的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2)_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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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创作的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2)

1  纪录片的本质属性与文化功能

“纪录片是一种非虚构的影片,它具有一个主题或观点,但它取材于现实生活,并且运用编辑和音响来增进观念的发展。” 这是美国《电影术语汇编》一书中关于什么是纪录片的阐述。尽管学术界关于纪录片定义的描述有所差别,但是定义中基本都强调了纪录片最重要的两项特性,一是“非虚构”,二即纪录片的社会文化功能。在本文进行主体论述之前,有必要对纪录片的这两项特性进行大致的梳理,这两项特性决定了纪录片创作的指导思想和核心理念。

1.1 真实性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

区别于其他影视艺术表现形式,纪录片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以表现真实作为自己的使命。历史上,关于纪录片“真实性”的看法是在不断演变中的。

1895年12月28日,法国的卢米埃兄弟在巴黎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其拍摄制作的《工厂大门》和《火车进站》等影片记录了巴黎社会真实的生活图景。可以说,电影与生俱来具有纪实属性,而诞生于电影的记录片,是对这一属性进行强化的产物。1922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纪录电影《北方纳努克》诞生,导演罗伯特·费拉哈迪因此获得了 “纪录片之父”的称号。尽管这部影片因为一些因素而采用了“搬演”的方法,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其定义为纪录片,整部影片的选题、拍摄、镜头语言等都致力于还原真实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苏联诞生了“电影眼睛”理论,其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吉加·维尔托夫认为电影导演要深入生活,将视线聚焦在真实的生活中,要成为善于观察生活的主人,透过表象认识生活的本质。

同一时期,格里尔逊学派和纪录片运动在英国诞生,代表人物格里尔逊关于纪录片真实性有了新的观点,他认为纪录电影的创作是对真实事物做创造性地处理,纯客观的纪实电影是不存在的,应该允许在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进行一定的艺术加工,他强调创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主张把电影作为教育、宣传和制造舆论的手段。这个学派所形成的“解说+画面”的格里尔逊式纪录片对后来乃至今天的纪录片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到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和美国分别产生了“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两种观点,两种观点有交织也有分歧,尤其是在纪录片“真实性”的问题上,两种观点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真实电影”提倡积极地“介入”,获得客观真实的效果,而“直接电影”则强调尽量隐藏主观因素,保持中立和旁观的态度,追求完全客观的效果。

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图像已经可以广泛复制和以假乱真,观众对自己的亲眼所见也开始产生质疑态度。另一方面,西方的精神文化产品开始走向商业化、娱乐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诞生了一种主张虚构的纪录片——新纪录电影。这类电影的创作手法已经不局限于以前的“搬演”和情景再现等方法,而是可以采用完全虚构的手法。在1988年的纪录片《细细的蓝线中》中,美国导演埃罗尔·莫里斯用重现事实的手法,通过展现不同的“事实”来启发观众对“真相”的思考和探索,从而推翻了一个被冤的杀人犯的罪名。新纪录电影的出现是典型的西方后现代zhuyi在影视艺术方面的表现,反映了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创作者们“不可知论”的哲学观点,因为根本真实无法展现,所以虚构可以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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