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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两者都在诗中评论历史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操守，这些历史人物多是古代贫士、贤士、勇士和斗士，他们的形象往往是在折射诗人的理想抱负和情感寄托。例如：陶渊明在《咏荆轲》里提到“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咏二疏》中又赞颂“高啸还旧居，长揖储君傅；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咏三良》中也称“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响已从，计议初无亏。”而苏轼对应的三首和作里也分别描述了这些历史人物，或褒或贬，只是表达的情感和陶渊明有所不同，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文再做讨论。

除此之外，两者都在各自的咏史诗中发表过自己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韦春喜说：“陶氏咏史诗亦反映出其他主题内涵，主要体现在《饮酒》十一（‘颜生称为仁’）、十八（‘子云性嗜酒’）和《读史述九章》中。《饮酒》十一为咏颜回、荣启期之作，它借咏史表达哲理思考，表现出对咏史主题的开拓和发展陶氏恰借这些人物以自况、自比、自鉴，表达自己的生命思索和情感意绪”[1]。而苏轼在《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二中也感慨人间之真假颠倒：“我梦如小学，自谓总角时。不记有白发，犹诵论语辞。人间本儿戏，颠倒略似兹。惟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来:自[优E尔L论W文W网www.youerw.com +QQ752018766-

最后，前文已经提到两者在论史评人时也有不同的见解，金甫暻在其论文中提到“而《和陶咏三良》、《和陶咏荆轲》二诗，其旨意与陶原诗不同。在此二篇的原诗中,陶渊明对三良和荆轲，基本上保持着肯定性的态度，苏轼却并不苟同，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行为，予以否定性的评价。在《咏三良》诗中，陶渊明赞叹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三人为知己（秦穆公）殉死的行为。苏轼则云：‘此生太山重，忽作鸿毛遗。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贤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此诗中，诗人批评三良之盲目殉死是愚忠。诗人认为三良以秦穆公的一言，如此轻易赴死，他们的死实在没有价值。同时，诗人称颂晏平仲‘事君不以私’的贤能，与前面三良的愚忠做了对比”[2]。周海平说：“陶公所咏之历史人物在人格形象上与他自己更高度一致”[3]，而从金甫暻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出苏轼在“和陶诗”中的吟咏对象并非和他自己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