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我们通过检验巴西公立儿童保育服务投入的变化对于私立儿童保育服务所产生的影响，经验主义地来分析这些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使用2000至2006年期间来自市政府的丰富固定样本数据，分析不断扩张的公立学前教育机构对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入学率和规模数量的影响。我们还通过考察群体规模，教师资格和基础设施质量这三个方面的情况来衡量不断增加的公共投入对民办托幼机构的教育质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了合理地识别公共供给的外部变量，我们利用了联邦向巴西市政府转移的分配机制的独特特征，其中地方政府接收的转移与给定的人口估计表现出非线性和非单调关系。 回归不连续设计的结果表明，较大的联邦转移到一个给定的城市导致公共学前服务的显着扩张（根据市中心和入学人数的测量），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扩张排挤了民办市场。 如果有什么的话，调查结果表明的也是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入学率在增加。同时，我们也没有找到公共学前教的扩张对民办的学前教育质量会产生不利影响的证据。

为了使我们实证结果更加便于指导和阐述，我们开发了一个简单的垂直分化理论模型，来分析民办学前教育投资者进入与公共投资的竞争中所产生的最佳定价反应。在模型中，公共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即零价格），而民办学前教育则以利润最大化的角度设定出最佳价格，并提供了更高质量的服务。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类型的家庭对于学前教育服务有着不一样的需求，由于消费者的平均收入不同，因此对于学前教育的支付意愿也不同。民办学前教育投资者从自身角度考虑，选择了高价格战略，则主要针对有高度消费意愿的消费者服务，反之采取低价格战略来满足低收入家庭的需求，两种不同的价格策略可以为两种不同情况的消费者提供服务。由此看来，在学前教育方面公共投入的扩张对民间资本并没有产生明确的影响，它们之间的变化更多取决于消费者群体支付意愿的差异以及每个具体群体的相对规模。当消费者群体的支付意愿的差异相对较大时，更多的公共投入不太可能排挤民间资本。

我们的文章显然需要涉及比现有的政府投资所造成的排挤效应更有针对性的文献，特别是关于公共投入的扩张对民间资本排挤效应的文献。然而现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医疗保健市场。Cutler和Gruber（1996）和Gruber和Simon（2008）分析了公共卫生保险排挤私人保险的程度，Cohen，Freeborn和McManus（2013）研究了美国市场对公立医疗服务提供者 物质滥用治疗。在这些情况下，都证明了相当大的排挤效应。

在相对较少的一些关于幼儿保育市场实证研究的相关文献中，主要贡献者包括Bassok，Fitzpatrick和Loeb（2014）和Bassok，Miller和Galdo（2014），他们发现私人由于俄克拉荷马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幼儿保育市场的公共投入正在增加。Cascio和Schanzenbach（2013）也发现了俄克拉荷马和格鲁吉亚公立学前教育扩张导致群体效应的证据，特别是对高收入家庭而言。与此相同的是，Cascio（2009）通过借助50年来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发现相当显著的用以证明排挤效应的证据。我们将这些对与美国和巴西的文献与研究混合使用，发现可以在我们的模型的背景下被合理化。如上所述，当消费者方面的支付意愿的存在相对较大的差异时，扩张的公共投入是不太可能造成排挤效应的。而在巴西，家长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根据世界银行200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因此这些差异通常预计会更大。

虽然关于民间资本对增加公共学前教育投入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很少，但有大量关于公共（补贴）儿童保育投入对母亲劳动供给的影响的文献，这是一个相关但仍然明显不同的问题。虽然文献中体现得结果存在很多差别与不同，但最近的研究（应用准实验方法）发现，增加儿童保育的公共投入倾向于排挤现有的儿童保育服务，定量地从中分析排挤效应（例如， Baker，Gruber和Milligan，2008），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对母亲的劳动力供给的情况几乎没有影响（例如Cascio，2009; Havnes＆Mogstad，2011）。然而，这些研究并不总能很好地判断出公共儿童保育服务是否真正排挤了民间资本投入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儿童保育。虽然这样的区别对于产妇劳动力供应的问题并不是十分相关的，但如果政策目标是增加正式儿童保育的总供应量以获得增加学前教育的长期利益，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