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冯仕政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他认为：“‘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的诞生及其内涵的转变，是社会冲突与国家治理相互作用、循环递推的结果。”确切的说，这一过程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生的三次集体抗争浪潮在国家观念上的递次反映。第一次抗争浪潮发生在一九七八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此次浪潮主要体现出“精英性、政治性和规模性”的特征：精英性，是指参与的人群体现出较高的文化素养，以知识分子为代表；政治性，即抗争群体具有明显的政治诉求；规模性，是说发动的范围十分广泛，甚至有时席卷全国，易演化成为影响深远的政治性风波。政府在这次抗争浪潮后，逐渐对“闹事”一词反应敏感，目前饱受诟病的维稳政治开始形成，并对这类事件开始反思，因而“群体性事件”开始脱离治安层次。这是第一次抗争浪潮在国家层面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第二次抗争浪潮大致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表现出一些与第一次抗争浪潮不一样的全新特征，比如小规模、分散性、草根性、非政治性等。这次浪潮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农民抵制“三乱 ”（乱摊派、乱提留、乱收费），和下岗工人争取提高生活和工作条件而形成的。此时，最大的变化是政府部门开始将这种集体抗争的行为，定性为一种“ 事件 ”，这很明显要比“ 闹事”德定性更为中性客观。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政府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与社会及民众的关系。这个现象说明，国家开始放低自身姿态，愿与社会及民众之间维持一种更加弹性灵活的关系。第三次浪潮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彼时的中国正面对着知识分子的崛起和互联网及市场经济的冲击，而在这次集体抗争浪潮中，无论从整体上来说，还是从单个事件上来说，群体性事件都逐渐朝大规模化、组织化和政治化的方向发展。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对这些群体性事件的介入与参与则明显地推动了这一趋向。这就表明了，影响局部区域秩序的治安性事件和影响全国的政治性事件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治安性事件是可以很容易转化为政治性事件的。国家对此类事件的关注，使得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自然地转到了政治层面[6]。综述可得：在“群体性事件”概念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中，有两条清晰的线索：第一条，集体抗争形式的不停变化；第二条，政府治理方式和策略的不断调整。正是由于这两条线索的相互作用，才使得“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不断发展和最终形成。 

1。2群体性事件的类型

当代群体性事件的分类在学术界的讨论十分火热，有代表性的是按照维度分类的方式，如按参与主体、事件性质、空间地域等，这种分类简单清晰，但不可避免的存在交互性，难以很快的将某一群体性事件归纳到已有的某一唯一类别中。于建嵘教授认为，群体性事件可以分为五种类型，分别是：维护权益的行为、社会骚乱、社会泄愤事件、社会纠纷以及有组织的犯罪。而学者王赐江将群体性事件划分为基于不满情绪宣泄的群体性事件、基于利益表达的群体性事件和基于价值追求的群体性事件三大类[7]。这两位学者的归纳还是比较符合现实情况的。

1。3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与趋向

对群体性事件发展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更系统全面地把握群体性事件，便于预估其发展趋向。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3。1频发性

我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呈现出节节高升的趋势，其发生已不再以“有无”来描述，而是以“何时”、“何地”发生来表达。近十三年里，一百及以上人数的群体性事件共有871起，而2010、2011和2012这三年则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2010、2011两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都在170件上下，而2012年则飚升至200件。[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