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研究[4]表明，情感决策功能缺陷会带来严重的个人或者社会后果，如吸毒、违法犯罪等。也有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发现腹内侧前额叶脑区（Ventro-medialPrefrontalCortex——VMPFC）损伤的患者们在情感表达和情感体验上都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表现为无法体验或者表达正常的情绪情感。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选择了不恰当的朋友而导致自身陷入较为糟糕的人际关系中，或者参加了不良的活动而导致较大的经济损失与工作困境[5]。

Damasio曾指出[6]：这类患者虽然可以在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表现得很出色，但社会功能严重受损，表现为缺乏依据复杂社会情境预期未来和作计划的能力、缺乏对自己与他人的责任感、所做的决策没有考虑最佳兴趣等方面的缺陷。这类患者无法利用自己过去的经验[7]对将来的事情做出决策，他们在情感体验方面的缺陷使得他们不能对自己提出的计划进行适当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分配，无法体验到即将发生的事情所引起的情感，因此不能对将来的事情做出决策。Bechara等人的研究[8]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VMPFC脑区受损患者的表现类似于成瘾者以及一些自毁者的行为：他们始终坚持那些从长远来看会对他们的健康、人际关系以及经济稳定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的行为，不论将来的结果是好是坏，都不受其影响，只受眼前利益的支配，而不顾事情的负面结果。即这类患者对不利纸牌的延时惩罚不敏感，偏爱选择现在能获得大奖励的不利纸牌；同时对有利纸牌的延迟奖励不敏感，认为它所提供的奖励太少。Bechara也因此将这些人称之为“短见主义者（myopiaforthefuture）”。

基于上述VMPFC脑区受损患者的种种表现与特点，有研究者提出假设：VMPFC脑区受损患者的决策缺陷可能是由于他们的情绪情感缺陷，因为这类患者不能够像正常个体那样，利用情绪情感学习系统来预期所做决策可能导致的后果[9]。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是否成立，Bechara和Damasio等[10]最先创立了模拟现实生活决策情境的爱荷华赌博任务。

爱荷华赌博任务（IowaGamblingTask——IGT），能在实验室环境下真实地再现现实决策情景，因此被视为测量情感决策功能的经典任务范式。在爱荷华赌博任务当中，要求被试对四副纸牌进行选择。其中两副纸牌是即时收益大（每张牌收益100美元）而从长远来看会损失（每10张纸牌损失1250美元）的不利纸牌；另外两副纸牌是即时收益小（每张牌收益50美元）但从长远来看会获益（每10张纸牌损失250美元）的有利纸牌。IGT任务在被试完全不知晓每副纸牌获益或损失的概率，也不清楚需要选择多少次纸牌（任务实际需要进行100次选择）的情况下进行，要求被试尽可能多地获益。这一任务的最大特点是模仿了现实生活中的决策情境：不仅有奖励，而且有惩罚，且奖惩具有不确定性。在Bechara等人的研究中，他们发现[11]：IGT任务刚开始时，VMPFC脑区受损患者和控制组被试都会尝试着从四副纸牌中进行选择，但在经过纸牌的几次损失之后，控制组的大多数被试会随着选择的进行由偏好不利纸牌转向偏好有利纸牌，但VMPFC脑区受损患者组的绝大多数被试会持续地选择不利纸牌，尽管他们已经不断地在选择中受损。来自优I尔Y论S文C网WWw.YoueRw.com 加QQ7520~18766

随着爱荷华赌博任务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与认可，对于影响不同个体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所得成绩的各种因素的探讨也得到了很多研究者们的青睐。

被研究者们广泛接受的是Damasio等人[12]提出的体细胞标记假说（theSomaticMakerHypothesis，SMH），也称为体感标记假说[13]，这一假说突出强调了情绪情感在个体做出决策的过程中，对高级推理产生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辅助作用。研究者认为，当个体面临决策时，来自外围神经系统（PeripheralNervousSystem，简称PNS）的原始偏好信号（即体细胞标记）会标记下个体对于反应项目的情绪反应，在后续需要给予反应的相同项目中，就会产生之前的特定情绪反应和身体状态。这些标记信号可以辅助个体的认知加工过程，帮助个体在面对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境中通过所做的情绪标记来缩小推理空间，引导个体做出较好的决策。而这种体感标记，就是通过眶额皮层（Orbitofrontalcortex，OFC）获得的。眶额皮层（OFC）是处理情感反应和特定情节之间的习得性关联（learnedassociations）所必需具备的，它的加工过程对决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OFC的损伤会破坏情绪记忆的情感加工过程，中断体细胞标记的产生，因此OFC损伤患者通常被认为是冲动、不计后果与不负责任的；他们缺乏控制能力、缺乏洞察力、缺乏灵活性；Bechara等人[14]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果，OFC损伤的患者在情感决策和控制冲动方面存在着缺陷，他们会倾向于做出高风险或者不利的选择。因此研究者们有理由相信，对于那些VMPFC脑区损伤的患者而言，VMPFC受损可能阻断了个体与情绪经验相关的通路[15]，尤其是缺少了情绪—认知整合的功能，他们的体细胞标记系统不能够再被激活，无法产生体细胞偏好信号，因此这类患者不能利用体细胞偏好信号来对不同的反应选项做出评估，他们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只能基于逻辑上的利弊分析而不是利用过去的情感体验来引导他们远离那些不利的选择。在一些不确定的决策情境中，这种纯粹的利弊分析很有可能导致他们在决策上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