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推进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不少学者进行了探索。主流研究集中于社会资本论。目前学界多位学者的研究都表明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有促进作用（20）（21）（22）（23）。随着社会资本论对社区参与解释的深入研究，多位学者发现社会资本和社区参与都具有多个维度，两者关系不能一概而论。正如杨敏所言，社区参与多种多样，不同类型的参与主体不同，参与动机也各不相同（24）。因此，黄荣贵、桂勇利用多层次logistic回归模型来考察三种社区参与（抗议型、体制化和公共型参与）是如何受集体性社会资本（包括垂直型、水平型两种社会资本）的影响，对两种社会资本与三种参与的互动一一进行解释。结果显示两者关系复杂，总体来讲水平型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有较强的解释力。（25）

3 社区领袖与社区参与

    社区领袖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力这块区域的理论研究寥寥无几，定量研究几乎是空白，我们只能够从多位学者的文章的字里行间中窥见一斑。

陈天祥将社区集体事务的治理置于怀特和朗格的动态发展视角下，吸纳奥斯特罗姆的社会资本变量和刘能的动员结构因素，结合新型城市社区的实际情况得出了需求—动员—制度三维分析框架。研究指出：共同需求是集体治理产生的引擎；集体行动能否成功取决于核心行动者的策略是否恰当，能否广泛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累积社会资本；辅之以恰当的制度规范，最后促进新型社区实现自治。（26）文中的核心行动者指的就是社区领袖。作者理论分析之余，采用南天—花园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案例，详细说明核心行动者，即社区领袖范国振老人是如何催化社区集体行动，激发居民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曼瑟尔*奥尔森曾表示：“仅依靠对公共利益的共同需求，不会主动产生有效的集体行动，关键在于核心行动者的动员能力。”美国学者凯勒曾经在美国开展了为期两年的实地调研，对象为新泽西州一个中产阶级社区——双子河，探讨这个全新的社区是如何在30年内成为如今治理有序的社区。研究发现，该社区形成的两个关键因素之一就是社区领袖和积极分子与居民的参与冷漠现状斗争，积极动员居民关心社区公共事务、参与社区治理。（27）国内学者刘岩更是从“新传统主义视角”出发，指出社区居委会与居民施恩回报的依附关系与单位制下单位领导和职工关系极为相似。但依附关系非常微弱，必须培养一个积极分子网络，运用策略构建以人情、互惠和信任（即水平型社会资本）为基础的地方性互动网络，获取支持和合作。（28）

从上述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多位学者都认为动员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关键在于社区领袖。当下社区建设虽然为社区研究的热门领域，但对社区建设起到重要作用的社区领袖的认知存在不足，国内外对这一群体的专项研究也是寥寥无几。少数几篇谈到两者关系的文章多从理论出发，未与社区实际紧密相连。提出的治理意见也多浮于理论，从大的制度框架入手，对社区基层工作人员实际推进工作没有足够的参考价值。可以说，对社区领袖这一群体的实地调研，定量分析其对社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作用是必然和必要的，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对理论和实践具有参考价值。

参 考 文 献

[1]潘家华，魏后凯。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

[2]郑杭生,黄家亮。 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J]。 东岳论丛,2012,01:2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