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许多学者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这一重要经济学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刘桂香从三次产业的产值及比重角度探讨了FDI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并通过建立我国的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计量模型及回归分析，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的优化升级作用，得出产业结构正从经历“二三一”向“三二一”的转变。[1]钟梅选取了上海市FDI、分布于三大产业的就业人数、上海30年的三大产业GDP作为建立模型的样本数据及指标。并用格兰杰非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对该市的产业结构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该市产业结构在FDI的影响下有向合理化、高级化的方向发展。[2]耿运志利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等方法研究了长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理以及影响，得出“FDI对于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有促进作用，且对于第二产业的促进作用最大”等结论，建议提高技术外溢吸收率，注重对人力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同时优化长三角地区的投资环境，并对外资流向加以引导。[3]胡锦娟通过利用中国近30年的经济数据建模并分析，研究了产业结构在金融和FDI影响下的变化，认为FDI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较为明显，而金融及其与FDI的交互作用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并不明显。[4]孙权利用2003年至2012年26省的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验证其提出的“近年来的外资流入造成我国产业结构低层次固化的负面影响”假设并提出了相关建议。[5]陆犇[6]、杨传萌[7]采用回归分析法研究了FDI对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针对江苏利用FDI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给出了一些建议。85706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基础与投资环境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存在着或大或小的不同。深圳特区、长江三角洲、沿海等发达地区由于其先天优势，外商直接投资在数量、规模、质量上普遍高于欠发达和落后地区，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存在着显著差异。一些研究人员对这种不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秦宇对2001到2012年中部六省的FDI利用与产业结构水平进行了分析，并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FDI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体现为由现有的“二三一”结构逐步向更高级化的“三二一”模式转变”。[8]高维娅根据2002到2013年各地区实际利用FDI和各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的数据，研究了东、中、西部外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果，认为外资对东部的第一、二产业的影响为负，对第三产业的影响为正；外资对中部的第二、三产业的影响为正，对第一产业的影响为负；对西部第一、二产业影响为正，对第三产业影响为负。[9]

尽管在全国或省级或一级城市层面上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有了广泛的研究，对二级或三级城市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比较薄弱的地区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杨路通过构建淮安利用FDI质量评价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淮安市2006-2015年利用FDI质量进行了评估。[10]

参考文献 

[1] 刘桂香。FDI 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5。 

[2] 钟梅,袁宏俊,张晓芳。FDI 对上海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6,(2):94- 99 

[3] 耿运志,潘海英。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J]。河南科学,2016,(12):2081- 2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