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民化”，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定义，王垚认为：“平民化”是指有线电视新闻应更多地把视点集中在普通市民的社会生活上，新闻报道从内容选题、反映对象到表现形式上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1]王朝晖在《平民化—电视制作理念和实践》中指出：“平民化”是一种基于平民视角、具有观众意识、创作出让观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的创作态度。从节目素材的选取上要从老百姓生活视角、审美趣味出发；从创作过程中是纪录生活、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反映百姓关注的题材；从节目制作流程中要追随生活参与生活；从美学形态上说“平民化”追求自然和本色，努力做到情感和观念的表达亲密无间；从创作结果上看是让创作者的视野更加开阔，让节目更具有现实解读意义并且离观众越来越近。”[2] “平民化”要求纪录片形式上追求自然和本色，内容上记录普通百姓最朴实最自然的生活状况。例如纪录片《沙与海》，它记录了内陆游牧农民刘泽远和沿海渔民刘丕成的生活，通过对这两个普通老百姓的对比，引发人们对一个人生存状态的思考。 我们在观看这部纪录片的同时，看到的不仅仅是两个不同地区的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态，还有他们在面对自己平凡的人生如何面对来自生活的挑战、如何坚守自己的本心。这是这部纪录片带给我们的最大的感受：即使在别人看来枯燥无味的生活，也要把它过得发光发亮。94373

20世纪90年代以前，受到社会思想意识的制约，纪录片长期扮演着政府喉舌的角色，题材上更多地是通过一些大人物，采取宏大叙事，重点在宏观场面和英雄主义的表现上。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松动，从微观层面表现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生活状态的平民化视角的纪录片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例如上20世纪90年代的纪录片《远在北京的家》、《最后的山神》，这两部作品就是从平民视角去展现小人物的生活状态。

在中国的相关学者看来，平民化的纪录片虽然普遍选择普通人来作为他们的拍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是他们拍摄的主体，而这些人背后的现实意义才是纪录片平民化的最终目的。“纪录片不是为了照相式的反映他们个体的表层生存形态，而是通过这些表象来反映他们生存背后的社会问题。”[3] “纪录片采用平民视角，即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以平等、理解的视角和大家沟通交流。”[4]“在内容的表达上，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刻画日常生活背后蕴涵的朴素哲理和普遍人性。”[5]纪录片的平民化视角运用，通常用镜头记录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与幸福，同时包含了他们对生活的期望与梦想，这种最平实的表达通常能表现出最真实的美，这也是纪录片平民化的魅力所在。

纪录片的平民化也是适应了时代的潮流，在这种纪录片中，没有“高大上”的英雄人物，没有高高至上的口号宣传，有的只是故事里的小人物，故事里的朴素情感，这样使得日益浮躁的人心通过故事得到了真正的感动。“平民化的视角在大众传播中的体现更多的是理解为受众中心论，传播内容只有与受众实际利益最大关联，才会有良好的传播效果。只有深入了解受众，以受众的兴趣和偏好来传播信息，栏目、频道才能生存。因为受众掌握着主动权，已日渐成为传播活动中主动地、有选择的媒介内容的主宰者。”[6]

匈牙利电影理论家贝拉·巴拉兹在《电影美学》中提到：“纪录片必须在经验世界的广阔天地中发掘出最有特征意义的、最有趣、最可塑造和最具表现力的东西。”平民化角度下的纪录片，将人物本身的故事作为叙述载体，通过画面语言与声音两者的相互结合，采用故事化的叙事技巧，呈现人生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