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形成的研究针对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形成和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也较多，如宋跃然（1999 ）便指出：“举国体制是一种为实现国家目的、调动和集中全国力量，对竞技运动实行以国家机构高度统一管理体制的简称。”鲍明晓（2001）61147

提出：“‘举国体制’大致是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国家体委着手制定奥运

战略，一些同志在分析我国优势项目迅速崛起原因时提出来的。”姚乐辉(2011)则在其论文中提出：“举国体制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经济相对落后的环境下，中国为了迅速缩短我国在体育上与世界强国的差距，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优势而采取的一种符合我国当时国情的特殊的体育战略。” 陈渝（2009）在《论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历史演进》中则提出：我国分别于1978年下旬，1979年2月，1980年召开的三次全体育工作会议确定了以竞技体育为工作的中心，标志着以竞技体育为中心的举国体制的正式形成。认为其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定型于上世纪80年代，成熟于上世纪90年代，并且在21世纪初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都一致认为举国体制是适应我国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应运而生的。其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探索与改革，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2 关于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存在的问题研究

周轶（2011）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存在的问题：一是存在“金牌至上”的错误认识；二是竞技体育与社会体育、学校体育发展不协调；三是政府机构权限过分集中；四是资源配置不科学；五是产权不清；六是人才问题；七是制度与法规有待完善。而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家对体育政治功能需求的重视，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传统差异的影响等。

戴永冠（2009）则指出，当前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制内的问题，如政府单一性、制度缺陷、资源有限等；二是体制外的问题，如社会组织力量薄弱、体制内外存在矛盾以及机制问题等。

而面对种种问题，有部分研究者甚至尖锐地提出了反对举国体制的论调，如沈晔（2006）曾指出，从 2008 年到 2020 年，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肖霞，肖水平等（2006）也提出：“传统僵化的举国体制竞技体育发展的管理模式文献综述，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要求，中国的竞技体育管理模式的改革发展已经是势在必行。”上述都是一些因为当前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凸显出来在种种问题而对其持反对意见的观点，但这些研究往往都空有反对，却无法针对当前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科学合理的策略措施，故有待进一步商榷。

综合种种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无法完全适应新形势下体育事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并不意着要全盘地对其进行否定，而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一些与时俱进的改革与完善。

3 关于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研究

张伟华（2007）从成本与效益的角度出发，以举国体制为前提，对我国竞技体育的现状进行了研究,通过深入探讨竞技体育成本、活动、效益三元素间的相互关系,提出当前我国“竞技体育成本投入的增加,竞技体育活动在质量、数量和方式上都有所突破,并逐渐与国际接轨”，因此未来应更加“注重竞技体育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同发展,实现社会效益和竞技效益的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