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整体投资回报率具体数值的测算的问题，白重恩等（2006）利用国民收入核算的宏观数据测算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估计结果表明在1979~1992年间中国名义投资回报率约为25%，在1993~1998年间名义投资回报率则逐渐降到了20%，此后始终保持在20%左右。宋国青等（2007）则从微观的角度估测了改革开放以来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9个系列指标。结果表明，1993~2006年间9个资本回报率系列指标同步变动，都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走势。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存在显著差异，私营企业较高、三资企业其次、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较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资本回报率水平不低且有逐步上升趋势，据此宋国青教授认为中国投资过度的问题并不严重。64207

在测算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时，往往会出现“宏观乐观、微观悲观”的现象，即由微观数据得到的投资回报率会明显低于宏观数据测算到的投资回报率。方文全（2012）注意到了该现象，他认为资本品的异质性使得存量调整—资本折旧行为复杂化，维护投资使实际的资本折旧率低于物质资本自然折旧率平均值。资本折旧率偏高，而高折旧率会降低企业和全社会的新增资本投资意愿，企业会选择维持老旧资本的生产。近年来资本回报率回升的重要原因是要素效率提高导致的资本份额上升。高投资率和高投资增长率背景下的真正资本回报率长期趋势可能处于缓慢的下降过程，降低投资增长水平和外源资本依赖程度则有助于改变资本回报率下降趋势。辛清泉、林斌、杨德明（2007）分别基于以市场价值为基础和会计盈余为基础的资本投资回报估算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4年的资本投资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平均而言其投资回报低于资本成本,印证了中国经济可能的确存在着“宏观好,微观不好”的局面的说法。

对于中国不同区域投资回报率的具体数值以及区域间投资回报率差距发展趋势的问题，胡凯、吴清（2012）测算了1997-2007年中国的地区资本回报率,并运用制度实证分析框架研究了制度环境对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回报率依次递减,地区间资本回报率差距没有明显缩小;政府干预和非税负担使地区资本回报率显著降低,产权保护对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尚不显著。因此欠发达地区要提高资本回报率以吸引外部资本流入,必须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降低非税负担。黄先海、杨君（2012）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区域，并分别计算了各地区工业的资本回报率，发现各地区的回报率走势都呈“U”型。他还对各省工业分行业的资本回报率进行了比较，发现中西部某些省份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等行业上具有很大优势，因为中西部地区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且自然资源丰富，这类行业能够吸引东部资本流向中西部地区。而东部地区则在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具有优势，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具有资本和技术上的绝对优势，中西部地区很难与其竞争。特别的是污染密集型行业，东部地区的资本回报在下降，而西部地区却呈快速增长趋势。单豪杰、师博（2008）却在研究中发现中国省际间的资本回报率呈现西部、中部、东北和东部区域的递进特征,从长期来看省际间的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差距总体上在逐渐缩小。论文范文

一般来说，受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随着资本量的升高，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会逐步减降低，传统观点认为，当考虑到资本构成等因素时，落后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应该与发达地区趋同。但胡凯（2012）却发现中国目前并不存在普遍的资本报酬递减趋势，资本最为稀缺的西部地区目前还没有表现出资本边际报酬提高的倾向。他观察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发现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回报率均低于东部，并且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实际资本回报率差距仍然在扩大，没有出现明显的趋同。原因可能是地区之间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或者说发达地区的资本以及外资不愿意流向欠发达地区，或是与不同地区的投资环境密切相关。投资环境包括城市特征和地方政府效率两方面。前者包括人均GDP、劳动力成本、房地产成本和运输费用等，后者包括税费支出、企业在娱乐和旅游上的支出、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和通关速度等。地区之间招商引资的竞争实际上就是改造投资环境、降低交易费用之争。内资企业更关心税负、当地的官僚体制、腐败和融资等投资环境要素，外资企业更关心运输成本、海关通关、当地管理质量和城市生活质量等投资环境要素。对中西部地区而言，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和实现经济赶超，在招商引资的激励竞争中有所作为，地方政府要努力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规范政府的收费行为和服务，营造良好的创业和投资环境，加大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改革的力度，努力打造服务型政府，提高当地的制度环境质量。此外还有人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角度探讨投资回报率，如邵挺（2010）从金融错配的视角出发,利用1999～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的数据研究了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与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要远远低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私营企业的资本回报率最高。他相信如果消除了金融错配的现象,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给资本回报率更高的私营企业,我国的GDP增长量就可以比目前提高2%～8%。QiaoLiuandAlanSiu（2011）应用广义矩量法估计的大样本的中国公司，发现所有制是企业在中国投资主要的制度性影响因素，国有企业倾向于使用高贴现率投资部分私有化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