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国华, 王汉生（2005）指出，大部分上市公司被“ST”特殊处理的原因是最近两个会计年度是审计结果显示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上市公司一旦被“ST”处理，公司及其股东都将会承受重大损失。

姚丁菱（2012）指出，内部控制对企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构建一套合理、科学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的意义十分重大。内部控制的评价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评价角度为标准，分为定性和定量评价，另一种以具体的评价流程为标准，分为框架式评价和应急式评价方法。而框架式评价方法较应急式评价方法而言适用性更高、移植性更强。

2   财务舞弊相关文献

倪彬彬（2005）指出认为企业舞弊的产生来源压力、机会和借口三要素，缺少任何一项都可能形成公司的财务舞弊。而防止财务舞弊的发生不仅需要加强内部控制，还需要通过消除“压力”和“机会”。他还在文中提到了GONE理论，即贪婪、机会、需要和暴露。舞弊者有贪婪之心，且资金状况不好，再加上机会的存在，认定不会被发现，便会进行舞弊。但他认为“舞弊三角形”对财务舞弊的解释更为恰当。

Christopher J. Skuosen, Kevin R. Smith, Charlotte J. Wright（2010）发现财务报表的舞弊往往与三个因素有关，压力、机会以及合理化借口。为了度量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分别在其下设立了度量指标变量。为了验证变量的显著性，对变量进行了单变量t检验和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次检验，发现其结果并无较大差异后，对以财务舞弊为被解释变量，压力、机会和合理化借口下的指标为解释变量的模型进行logit回归分析、交叉验证和灵敏度分析。

刘学华（2007）考虑到舞弊公司信息的可获取性以及样本数量的集中程度选取了1998年到2005年出去金融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期交所和个人的处罚，筛选获得198个舞弊公司样本。获取样本的途径是从国泰安“CSMAR违规处理数据库”中下载。

蔡赟（2010）在研究2001年及2007年中国会计准则变化带来的影响时选取了1997年至2009年的的报表，因为需要对时间发生前后三年作对比，所以选取了1998年至2003年的财务舞弊公司的数据，相关数据依旧来自于CSMAR数据库，即选择了受证券监督部门处罚公告的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

黄世忠、黄京菁（2004）指出，所谓财务舞弊的预警信号就是在会计记录以及财务报表上的异常体现，主要分为了六类：会计异常、内部控制缺陷、分析性异常、奢侈生活方式、异常行为和暗示与投诉。预警财务舞弊可以运用上述的财务舞弊预警信号，还可以使用一些关键性的财务指标，例如应收账款周转指数、毛利率指数、资产质量指数、销售增长指数、应计总额资产指数等。

周裕（2007）指出，财务报表舞弊的预警信号分为管理层面的预警信号、关系层面的预警信号、组织结构和行业层面的预警信号以及财务结果和经营层面的预警信号。识别财务舞弊的关键指标为应收账款周转率、毛利率、销售毛利率、资产质量指数和营业利润率等。

3   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关于内部控制的相关文献给出了对于内部控制各方面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以及对财务舞弊的影响，也为下文对内部控制指标体系设置奠定了基础。首先有关内部控制框架最具有影响力的就是COSO框架，包括了内部控制五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督。为了能够度量内部控制质量，文献给出了各自的意见，综合选出了主要影响内部控制的指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人数、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情况、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审计意见类型、会计师事务所的更换情况、上市公司是否被“ST”处理等。大多数文献表示出了监事会职能的弱化，提出了对监事会的重视和改革，甚至提出了对监事会存在必要性的质疑。与之相反的是，大多数文献非常肯定独立董事存在的必要性，认为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优化了公司治理结构，加强了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监事会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