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也成为国际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海外直接投资或跨国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用控制企业部分产权、直接参与经营管理的方式来获取利润的资本对外输出。71741

在中国，FDI在促进服务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此国内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从全国层面上讲，曹亚军（2014）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论证了服务业FDI对我国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大于第二产业，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短期效益较为明显且不存在逆向传导性[1]。王超（2014）根据服务业本身的产业特点，对于FDI的利用会产生更明显、大量、直接的经济效应，分析了服务业的FDI经济效应会帮助我们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2]。殷风（2006）指出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劳动供给、开放程度等是影响服务业利用FDI的主要因素[3]。张宇馨（2011）通过分析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互动的原理，研究了我国服务业FDI的服务对象和区域分布，提出我国在引入外资时要关注两者之间的互动机制，防止出现外资垄断现象[4]。丁玉春、杨逸（2009）分析了外资进入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得出结论：中国服务业引进外资利大于弊[5]。冯志坚、肖黎（2008）从服务业FDI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影响着手，认为服务业FDI以市场寻找型为主，则会导致外汇的流出，在短期之内有利于我国资本账户的平衡，同事他们认为出口导向型服务业FDI拥有巨大的就业创造潜力[6]。姜建平、赵伊川（2007）对我国服务业利用FDI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他们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是由于我国的服务业的基础比较薄弱，所以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当中，应该谨慎开放，有步骤的进行服务业相关领域的开放[7]。

在地方层面上，吴静（2007）通过模型的建立，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的服务业仅仅凭借增加经济总量不足以进一步吸引服务业FDI，关键是要建设并完善制度[8]。聂辽远、赵洪进（2011）利用ADF单位根检验和Grange因果检验的方法，得出服务业FDI是服务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同时对上海市的服务业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9]。郭治方（2014）通过实证检验河南省服务业外商投资额对服务业发展的作用途径及效应，表明河南省服务业利用FDI和服务业发展均为一阶单整序列，两者间保持长期均衡的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河南省服务业FDI是促进河南省服务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同时提出了能够更有效地发挥服务贸易进口和市场开放带来技术溢出效应的方法[10]。任文颖（2014）利用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回归，对江苏省服务业FDI行业内和行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江苏服务业内FDI不存在显著地技术溢出效应，而在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同时提出了能够促进江苏省服务业FDI技术溢出的建议[11]。陈丽珍、马睿（2014）基于1992-2012年的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论文网、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及协整检验等方法研究表明，江苏省服务业增加值、生产总值和服务业FDI成正相关关系，说明推进江苏省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的根本途径[12]。曹荔（2014）利用中部六省2002-2012年的面板数据来分析中部地区服务业利用FDI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资本形成效应有很强的即时性，中部地区服务业FDI对服务业产出的总影响有即时性，并没有明显的时滞性效应。并对更加充分、有效的利用服务业FDI来促进该地区服务业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3]。石卫星（2015）利用2005-2014年江苏省FDI数据，理论上分析FDI对江苏省产业结构的影响，得出结论：江苏省FDI的产业结构和来源结构不平衡。并针对这一问题提出自己的对策建议[14]。吴华美（2015）利用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省的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苏南地区影响最大的结论。与此同时还提出了放宽苏北苏中引资政策，提高引资的质量，优化引资的结构的对策建议[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