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美国硅谷银行和浦发硅谷银行在北京联合发布的《中国科创企业2016展望》报告显示，85%的中国科创企业认为2016年的经营状况将比2015年更好，在创新经济领域中，大数据、软件即服务（SaaS）和数字医疗三大领域的创业前景最为乐观，它们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2%、17%和16%。但中国科创企业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仍是风险投资，在退出渠道上，中国科创企业将IPO视为长期目标，并偏向于中国大陆的证券市场。而欧美地区的调查结果则不同，欧美科创企业的主要退出策略不是IPO，他们把收购作为长期目标，投资者会希望公司被收购，退出后可以把资金再用于投资其他公司。而这则是基于发展阶段的的问题，中国市场和欧美市场有着质的不同，所以在IPO和收购上，两者持有不同的看法。77957

软件服务和电子信息都和互联网息息相关，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当今世界都在发展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的业务。越来越多的软件行业都在互联网加强大数据服务平台的建设，未来将以金融IT服务为基础，以个人征信、大数据和支付为互联网金融基础设施三大支柱，形成风险定价和精准营销的两大核心能力，在此基础上提供银行、证券、保险、财富管理等相关互联网金融服务综合平台。从IT集成与运维到云计算基于大数据服务到云计算、大数据服务以及业务信息化产品，打造从底层信息化产品再到数据分析得全产业链闭环服务。公司IT运维主要是对底层设备系统与业务信息系统的维护，与业务信息化产品在业务上存在高度关联性，公司布局具体业务信息化业务打造信息化全产业链产品与服务也是顺理成章。

本文针对中国市场创业板股票，着重选取软件服务行业和电子信息行业的创业板股票进行IPO抑价现象实证研究，找出其存在的原因，提出一些辩证性的看法，进一步丰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

2。2研究性文件综述

国外对于IPO抑价研究有两种主流的理论解释：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理论研究和基于行为金融的理论研究，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存在IPO抑价现象主要是由于IPO发行人、承销商和投资者三方之间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基于行为金融的投资者情绪假说认为市场中同时存在理性投资者和噪声投资者（非理性投资者），噪声交易者的乐观情绪会推动二级市场股价远远高于其内在价值，从而产生抑价。论文网

Rock（1986）提出了“胜者的诅咒”的假说，上市公司会以较低的发行价格吸引投资者（投资者对发行公司的前景和市场情况了解的信息不充分），即交易市场和发行市场会出现很大的价差，相应的IPO抑价程度变高，从而验证了信息不对称理论。

国内的学者对新股发行抑价现象进行相关研究，针对国内证券市场研究影响IPO抑价的因素。

熊洁洁[2]（2002）认为上市首日收盘价与上市首日换手率正相关，上市首日换手率越高，交易市场的活跃性越大，能促进股价的拉高，相应的IPO抑价程度变高，即上市换手率与IPO抑价具有正相关关系。黄勇、陶建平[3]（2005）认为首发市盈率向投资者传递着股票的投资价值，首发市盈率越高，相应的IPO抑价程度越高，即首发市盈率与IPO抑价具有正相关关系。卢宇荣[4]（2012）认为首发数量越低，新股发行中签率越高，发行规模越大，IPO抑价程度越低，即首发数量与IPO抑价具有负相关关系。郑琪[5]（2015）认为发行规模越大，股权越分散，投资者操纵股票价格的可能性就小，因此发行规模与IPO抑价具有负相关关系。王上[6]（2015）认为公司总资产规模越大，抗风险能力越强，面临的风险就越小，相应地IPO发行价格越高，IPO抑价程度就会降低，因此公司总资产与IPO抑价具有正相关关系。任辉、孙倩[7]（2015）认为资产负债率和上市前12个月所在市场的市场收益率标准差分别来衡量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程度，衡量公司财务风险、市场风险的指标数值越高，表明未来发行公司的盈利，因此IPO抑价程度与资产回报率正相关。李五四、叶思芊[8]（2014）认为首发现金申购中签率能反映投资者对于发行公司未来价值的评判，中签率越低，市场需求越大，市场价格越高，抑价程度越高，即中签率与IPO抑价具有负相关关系。古丽斯坦[9]（2014）认为管理层持股比例也是是影响IPO抑价的重要因素，管理层持股有一定的锁定期，只有过了锁定期之后管理层才可以进行股票转让，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IPO抑价程度越高，即管理层持股比例与IPO抑价具有正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