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良桃（2007）围绕着开放式基金的赎回风险，用Panel-Data Granger因果检验的方法研究了开放式基金的赎回风险与基金业绩之间的关系，并探究了基金赎回对市场可能造成的冲击以及怎样运用股指期货减少资产变现时的额外成本的问题。认为“基金净值增长率越高，基金赎回率越高”，不过是基金市场在证券市场走势和“关系游资”等因素影响下的一个“表象”。[7]姜继娇，杨乃定（2006）利用相对财富和习惯形成效用函数,描述了开放式基金管理者的投资组合决策行为。还引入均值-熵度量开放式基金风险,建立行为证券组合模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了B-Morningstar风险评价模型。其应用分析结果显示：基于行为金融的B-Morningstar模型能够有效逼近其实际绩效水平。

然而这种现象通过传统的金融理论却难以解释，岳曲（2015）通过收集近四年来开放式基金的经营数据,建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得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无法运用于证券基金市场、宏观政策可能导致CAPM模型失效、理性投资者假设难以实现使模型建立困难的结论。[9]

在王雯，吴丽华（2006）的研究中，他们基于行为金融学的理论对开放式基金的“赎回困惑”问题进行了成因分析，认为处置效应、噪音交易者、基金投资结构雷同和心理账户选择是对赎回困惑的主要原因。[10]冯金余（2009）基于前景理论赎回模型分析选取面板数据门限回归方法，研究了开放式基金的业绩对投资者赎回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面板门限模型的解释力强于普通固定效应模型，分红对赎回有促进作用，也存在门限转换特征，增加分红次数可以抑制赎回；市场收益越高，赎回越严重。他认为中国的赎回现象就是一种“处置效应”。[11]赵冠军（2009）在冯金余的因素之外还增加了持股集中度、基金规模以及基金品牌因素的分析。[12]彭惠，江小林，吴洪（2012）对偏股型开放式基金赎回悖论进行了系统研究，修正了传统的单期静态“赎回悖论”，采用超额收益来评价基金业绩，根据月度面板模型分析了业绩对基金赎回的多期、动态影响，实证表明：基金当期业绩存在较强“赎回悖论”，但历史业绩并不存在“赎回悖论”，基金的历史业绩越好越能促进资金流入，且赎回悖论仅存在于老基金。为了进一步探索“赎回悖论”动态性的根源，他们引入了SVAR模型分别分析了申购、赎回对业绩的多期脉冲反应，发现投资者在赎回行为上表现出相当的理性，并不存在处置效应，“赎回悖论”的根源在于投资者申购行为的异常。投资者反向选择策略、投资者对新基金的偏好以及基金市场的快速扩张是造成申购异象的直接原因。[13]以上文献实证模型中引入的因素对本文的实证分析具有借鉴意义，由于赵冠军（2009）文中所引入的基金品牌效应因素用基金的成立时间来量化解释力不强，在文中舍去了对这一因素的分析。最终选取了基金分红、业绩、规模和市场状况的因素分析，并加上了赎回费率这一直接影响投资者赎回的因素。

参 考 文 献

[1] 杨秀萍，王素霞。 行为金融学的投资者风险偏好探析[J]。四川大学学报，2006（01）：24-29 

[2] 李苏军。 基于行为金融学的个人投资心理行为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2012：1-47

[3] 郭世江。 我国开放式基金羊群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D]。 广东：暨南大学，2006:1-60

[4] 李静。 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股票市场投资者行为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2012：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