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界对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但对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所涉猎。在20世纪80年代，由拉美国家经历的因政府债务而导致的灾难性经济危机，让各国学者再也不敢忽视政府债务问题，所以近几年来，学界产生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关于政府债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83064

Checherita-Westphal et al。(2012)[1]创建了如下的理论模型：在正常的市场经济周期中,政府债务的功能主要是公共投资领域，公共债务是否处于最佳水平，关键要看是否能最大化的促进经济发展，并观察其中公共资本以及私人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因此要想让外债充分发挥其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需要充分考虑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函数。这些学者借助经合组织所提供的各个国家财政数据，对于债务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其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并且他们还进一步的找出了最优债务比率，即债务总额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应该介于43%-63%之间。

Cohen(1993)[2]在其研究中认为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负债占GDP的比率上升1%将会是国内投资率下降0。3%。Kumar and Koo（2010）[3]也认为政府债务的增长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他们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初始债务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债务占GDP的比重下降10%，则人均实际GDP会上升0。2%。论文网

Panizza and Presbitero(2012)[4]使用工具变量法，以OECD国家数据为样本研究进行经济发展与政府债务之间的关系研究工作，结果发现两者间并无所谓的必然因果关系可言。而且他们还表示，如果经济增长是处于低速状态，并且由此而产生的高额债务，那么两者间的阈值很难为人们所发现。

刘震、蒲成毅（2014）[5]采用DSGE模型来分析政府出现债务扩张现象时，是否会导致私人资本被挤出市场，以及这一现象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否有利，结果发现:若是仅从短期效果来看，扩大债务规模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这种增长主要是通过债务挤压效应来实现的，他表示，政府增加投资以后，私人资本也会更多的注入，这些都有利于经济增长，然而这种挤压效应并非是由于政府债务的短期扩张所造成的，相反它是由于政府债务不断累积的过程中政府增加了在生产性投资方面的投入力度，并且由此所带来的社会总资本增加无疑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增长，文章也明确表示，这种挤压效应的促进作用，只是在短时间内有效。

尹恒（2006）[6]在其研究中引入了国家（地区）虚拟变量，并基于国际数据作横截面数据回归和面板数据回归，控制了国内总投资量、城市化水平、开放度、金融发展，预期寿命、人口增长率和民生指标等因素后得出结论：政府债务对长期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负面影响。

刘金林（2013）[7]在其研究中将债务分为外债和内债，其所构建的动态面板模型乃是以21世纪头十年34个OECD成员国（地区）的政府债务数据为样本的，将传统的索罗模型进行拓展，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两者间所存在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两者间的关系具有“倒U型”的特点，也就是说整体上呈现出非线性并且具有一个债务阈值存在，也就是说当债务没有超过临界值时，债务对于经济增长有着正面作用，然而一旦出国阈值，过大的债务规模便会对经济增长有所阻碍。此外,研究进一步指出内债比重对于经济增长也有极大的影响，两者间乃是负相关关系，在相同的负债率条件下，内债比重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慢。

刘洪钟、尹雷（2014）[8]运用GMM法来实证检验经济增速所受到的债务影响，其所使用的面板数据涵盖了61个国家从1980年到2009年之间的财政数据，研究表明，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普遍存在，并证明债务阈值的存在性与动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