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传统社会;现代社会

[摘要]以帕森斯的社会平衡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变迁,工业化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工业化的社会需要新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这两类人跃升为工业社会精英份子的一部分,这是社会的第一种变迁。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工商阶层的兴起,工商业者及论文网银行家成为工业社会的精英份子,这是社会的第二种变迁。当工商阶层兴起以后,人口集中城市是社会的第三种变迁。当工业化与都市化进行时,家庭制度也发生改变,由大家庭变成小家庭,且孝道也呈式微之势,这是社会的第四种变迁。

SocialTransformationofChinaintheFirstHalfof20thCentury

KeyWords:modernChina;socialtransformation;traditionalsociety;modernsociety

Abstract:UsingthetheoryofsocialbalancetoexplainthesocialtransformationofChina,industrializationbecomesthedynamicforthetransformation。Industrializationneedsnewintellectualsandpeopleofscienceandtechnology,andthesepeoplebecomepartoftheelitesociety。Thisisthefirsttransformation。Withindustrializationcametheclassesofindustryandcommerce,theseclassesandbankersbecamepartoftheelitesociety。Thisisthesecondtransformation。Withtheriseofindustryandcommerce,populationwascenteredincities,whichformsthethirdtransformation。Whenindustrializationandurbanizationwereunderway,familysystemalsobegantochange,fromthebigfamilytothesmallfamily,andthevirtueoffilialpietydeclined。Thisisthefourthtransformation。

一前言

社会变迁的理论很多,有的社会学家认为一个旧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转变成新的。稳定的。和谐的。整合的社会的过程,就是社会变迁。一个旧的社会,当社会发生垂直或／和水平流动的时候,或受新观念和新技术挑战的时候,就会发生基本的改变。通常的情形是:社会的一个部门先发生改变,连锁地带动其它社会部门的改变。帕森斯(TalcottParsons)说:

社会生活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功能上保持整合,因此社会系统的任何一部分改变,都会带动其它部分适应性的改变。第一波的改变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但经过各部门在功能上调整适应以后,就会产生整合。适应而较为稳定的社会系统。[1](p34～35)

一个旧的社会变为新的社会的过程,可作下列的表解:

帕森斯认为,第一波的变动造成社会的不平衡,使原来平衡的社会受到干扰,各种恢复平衡的力量就会发生,社会也因而发生变迁。[1](p39)

如果以帕森斯的社会平衡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社会变迁,必须先找出促使中国传统社会改变的第一波新力量。此第一波新力量应该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为应付此入侵,中国从事工业化;工业化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动力。因此,要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先须了解中国从农业到工业的经济发展。工业化的社会需要新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这两类人跃升为工业社会精英分子的一部分,这是社会的第一种变迁。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工商阶层的兴起,工商业者及银行家成为工业社会的精英分子,这是社会的第二种变迁。当工商阶层兴起以后,都市化变成自然的结果,因为新的工商人士都集中在都市地区,而他们也需要大量的人口替其工作,因而人口集中城市。人口集中城市是社会的第三种变迁。当工业化与都市化进行时,家庭制度也发生改变,因为工业化的社会,人不仰赖土地,为了职业奔走四方,大家庭变成小家庭,而在工业化的社会,人多自食其力,不必承袭父母的田地为生,也不必守着父母,孝道也因而式微。这是社会的第四种变迁。

二经济变迁:从农业到工业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第一步是由传统农业经济走向现代工业经济。传统农业经济是匮乏经济,由于不讲求科学技术,生产少,生活需自我节制。现代工业经济是富裕经济,此种经济是人不断改善科学技术以控制和利用自然的结果。[2](p3,7,11)由于生产多,人的生活趋向享受。

在1900年代前后,当中国开始发展现代经济时,是农业与工业并重的。以孙中山的思想为例,孙在1894年上直隶总督李鸿章书中,建议李鸿章设立机关以改良农业。设立农业学校以研究农业知识,并改良农具。[3](p3)1895年孙在广州谋起兵,组农学会以号召群众,自谓其农学会的主要工作在翻译外国农业书籍。推动建立农业学校。并促请政府设立农业机关。[3](p13～14)另一方面,孙对工业发展也非常留意。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建议李发展工业,并谓科学与机器是发展工业的主要手段。[3](p5～6)到1921年,孙出版实业计划,声言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并谓发展工业的方法为借用外资和促进机器生产。[4](p264)

孙中山在经济发展的构想上何以农业。工业并重?一方面因为中国是农业国家,主要生产靠农业,另一方面,工业化为经济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而中国的工业落后甚多。除孙中山外,与孙同时代的名流,如郑观应。康有为。张之洞。张謇等,都主张农业与工业并重。[5](p20～28,61～88)而在清末民初,政府的经济政策也是农业与工业并重。当时相信农业是工业的基础,而广大人民所需的粮食必须由农业来解决。

清末民初,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多数。到1931年时河北定县的调查,在10803个13岁以上的男子中,83．4％为农人,1．3％在农田帮工,3．9％为商人,1．9％为技工,1．6％为非技术工,1．7％为教育工作者,1．6％服务军警,0．4％在政府工作,4．5％为其它。[6](p38)据陈翰笙调查,1935年广东的38个县152村庄的家庭,85％为农家,另15％为商人。军公教人员和工人。[7](p2)

这种大量的农业人口,自清末民初以后遭遇到许多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关于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形,有许多不同的统计,据1918年农商部的统计,中国约有50％自耕农,20％半自耕农,30％佃农。[7](p34)据前述陈翰笙1935年在广东38县152村庄中所作的调查,在24776个家庭中,32．6％为地主,57．2％为佃农,10．2％为农家的长短工。[7](p115～117)

由于土地是当时生产的主要工具,这种土地分配不均的现象,被某些学者认为是增强了阶级的对比(见表1)。部分统计资料显示,在1920～1930年代,土地集中的情形愈来愈严重(见表2)。

农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土地。由于大部分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因此,这些农民很难维持家庭的温饱。1922年华洋义赈会(InternationalFamineReliefCommission)在直隶(河北)。江苏。山东。安徽和浙江调查240村庄7079家庭的37191个成员,发觉江苏。安徽和浙江三省17．6％的家庭,和直隶。山东二省62．2％的家庭,每年的收入不足50元。据当时估计,一个家庭每年的最低生活费为100～150元。在这种情形下,饥荒是经常发生的。清末1878～1879年的饥荒使50万人丧生。[6](p69～70,76)饥荒也使人逃离家园,在1923～1926年的四年间,平均每年迁移到中国东北的人数达514070人。在1927年的荒年,一年中就有1178254人去东北。此后在1927～1929的三年问,平均每年有1021005人去东北。[6](p105)

自清末以后,全国上下便不断对农村危机谋求补救。孙中山提议从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业技术两方面着手,但其他的农业改革家则只重视改良农业技术。因此清末民初的农业改良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方面。在清末,至少在甲午战争以后,政府即开始兴办农业教育。在政府的提倡下,知识分子组织农学会以研究农业技术;农民购买外国农具。使用杀虫剂及化学肥料。讲求灌溉及开垦,并引进新的品种。[8]到民国初年,上述的农业技术改良继续推行,耕地面积在1893年至1913年间增加9％,在1913年至1933年间增加8％,皆为荒地开垦的结果。灌溉面积,从1914年的三亿五千二百万亩,增至1924年的三亿九千五百万亩。化学肥料的进口,1912年为80万担,1928年增至250万担,1930年增至380万担。据柏金斯(DwightH．Perkins)估计,在1350～1950年间,由于使用新品种。改良品种。和轮作,使每年的粮食增加39至57万吨。不过,由于粮食每年只增加0．6％,而人口则每年增加0．8％,粮食短缺还是经常发生,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之年。[9]

19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成北伐以后,把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农业技术改良的理想付诸实施。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旋即停止实施。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则不断努力。譬如在1933～1937年问,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引进美国棉种,改良小麦和稻米品种以及实验杀虫剂和化学肥料。但不久抗战爆发,机关紧缩,在八年抗战期间,仅中央农业实验所尚存。[10]

除上述的研究机构外,国民政府也成立部会来促进农业发展。譬如行政院于1928年2月设立农矿部,于1933年4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于1938年4月设置农产促进委员会,于1940年7月设立农林部。抗战胜利后,美国协助中国农村复兴,于1948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11](p78,196)

大体说来,在1900～1949年间,在农业技术上有些改良,在平均地权方面没有什么成就。那50年可以说是农业衰退期,特别是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战争及水旱灾频仍,农业衰退更甚。

在20世纪前半期,政府于改良农业的同时,也发展工业。当时中国工业发展,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政府与官僚为现代工业的先驱。兵工业全为政府所办不必论,即就棉纺织业而论,据严中平统计,在1897～1911年间在上海。天津。汉口三地所建的19家棉纺织厂当中,12家为官僚所办,3家为买办所办,2家为旧式商人或绅士所办,另2家不详。到民国建立以后,一般商人投资于新工业者渐多,在1912～1922年间于上海。天津。汉口三地所建的32家棉纺织厂中,21家为商人所办,6家为官僚所办,2家为绅士所办,2家不详。[12](p55)

其二,新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外资竞争。据估计,在1895～1911年间的490家工矿业的111313000元总投资中,88．25％属于外资。[13](p203)不过,也有的统计,外资的比例没有这样高,譬如建于1900～1911年间500工人以上的156家工厂中,26％为外人所办,74％为国人所办。[13](p1183)又譬如在1895～1913年间,中国在矿业。工程。纺织。食品。电力。造船等方面的总投资为223438000元,其中46．16％为外资。[14](p82～83)

其三,新工业及新企业的建立多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在1930年代,江苏。辽宁。河北(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后,改直隶为河北)。广东。山东。湖北六省,土地占全国10％,人口占全国36％。但外资占全国92％,铁路占全国53％,公路占全国42％,煤铁生产占全国64％,纺锤占全国93％,缫丝车占全国92％,榨油机占全国86％,电力占全国87％。在1920～1930年间所存在的1302家工厂中,827家(占三分之二)设于上述沿江沿海地区的四大城市中:上海645家,无锡110家,汉口38家,大连34家。[6](p127)

其四,在现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传统工业一直仍居工业的重要部门。在1912年雇用7个工人以上的20749家工厂中,用机器动力的只占363家(即1．75％的工厂用机器动力),而在363家使用机器动力的工厂中,总共使用的机器不过737件。[15](p5～6)直到1933年,现代部门的生产(除去手工业)只占国内总生产的3．4％,即把建筑。现代商业。金融。现代交通运输加进去,当年现代部门的生产,不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16](p64)

上述的四个特点,可以说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工业化的一般情形,但许多其他统计显示,当时中国工业化也有些许成就。在1910年,中国只有4500英里铁路,26个棉纺织厂,31个现代面粉厂。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外资输入的断绝或减少,中国商人能够扩展国内市场,中国工业就有很好的发展。尽管内战。外债。高税率和资本上的困难,在1918～1930年间工业继续发展,1929年的煤产量较1913年高出79％,铁路英里数高出76％。[6](p122～123)在1931年,中国有9500英里的铁路,35000英里的公路;有41个现代煤矿,加上旧式煤矿,年产量约2500万吨;有9家钢铁公司,年产共约100万吨生铁,11万吨钢。棉纺织厂增至127个,有400万纺锤,3万架织布机。此127家棉纺织厂,58家在上海,25家在无锡,7家在天津,6家在汉口。上海。无锡。天津。汉口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业中心。在总数252032个棉纺织厂的工人中,上海占94342人,天津占16798人,无锡占15780人,汉口占1951人。此外,中国当时约有500家电灯和电力公司,190～200家面粉厂,280～300家榨油厂,190家火柴厂,1500～2000家其他现代企业。[6](p16～17,85～87,146)

中国的工业发展因抗战全面爆发而受挫,但在抗战期间,中国继续建立各式工业。在1938～1940年间,488家工厂和12182个技术人员从沿海和长江下游沿江各省撤至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据1943年经济部的调查报告,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有工厂3758家(工人241662人),其中590家在1937年时已存在,3168家建于1938～1942年间。工业总投资,除掉10倍的物价上升指数,与1933年时上海的中国工业资本(不包括外资)差不多,工人数也与1933年时上海的中国工业工人数略等。[17](p19)就全中国而论,工业生产毛额仍有增加。战后由于国共全面战争,生产毛额才下降。据张长基对1912～1949年间15种重要商品所作的总生产毛额统计,以1933年为100,1912年为11．9,1922年为34．7,1932年为91．6,1942年为115．7,1949年为105．6。[15](p60～61)

三新知识分子与科技人才的兴起

新知识分子与科技人才兴起,与旧教育制度废除。新教育制度建立有关。所以要废除旧教育制度。建立新教育制度,乃应合工业社会人才的需要。中国教育制度第一次改变在1860～1895年间,当时为应合洋务运动的需要,设立了一些外国语言学校(如同文馆。广方言馆)。技术学校(如机器学堂。船政学堂)和军事学校(如武备学堂。水师学堂)。中国教育制度的第二次改变在1898～1911年间,此期间将科举制度废除,建立了现代的学制。现代学制分为三级,即初级。中级。高级,中。高级皆有一般的。师范的和职业的三类学科。此一学制自1902年开始建立,迄今仍大体未变。

新教育制度与旧教育制度极为不同,旧教育制度,以清朝所实行的科举制度而论,只教学生学习儒家经典及诗文。在旧教育制度下,儒家经典是主要课程,对儒家经典有研究兼习诗文的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主要分三级:第一级考试在州县,通过后给予生员资格;第二级考试在省,通过后给予举人资格;第三级考试在京师,通过后给予进士资格。生员。举人。进士考试都是每三年一次,每次录取的名额,生员约3万人,举人约1500人,进士约300人。[18](p13)此外尚有较小的考试,从生员中考选优秀者给予贡生或监生的资格,送往京师,贡生可授官,监生可入国子监读书。贡生或监生的资格也可捐款购得,称为捐贡或捐监。[19](p3)生员和监生属下层士绅,贡生。举人。进士及官员属上层士绅。[19](p5～7)士绅为当时社会的领导阶层,他们有许多特权,如不服劳役。不受鞭刑,受官吏礼遇等。[19](p43)

士绅阶层的人数,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前及以后有所不同。在清廷对抗太平军期间,为了鼓励地方捐助军费,规定该州县捐若干钱可以增加该州县若干生员名额。[19](p83)在这种情形下,太平天国之乱以前全国的生员名额原只有46322人(文生员25089人,武生员21233人),到太平天国之乱以后就增至56919人(文生员30113人,武生员26806人)。[19](p88,94)生员考试的竞争非常激烈,就文生员而论,据估计,每三年有200万人竞争30113个名额。[19](p92)整个士绅阶层的人数,据张仲礼估计,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前约110万人,在太平天国之乱以后约145万人。[19](p137)

士绅阶层属于儒家学者,缺乏现代知识与技能,无法应对采用新武器。新战术的外国军事侵略,无法应对外国工商业的入侵,也无法应对外来文化的传布。为寻求西方富强的奥秘,在改革派的怂恿下,清廷在1900年代建立了一套新的教育制度,并把旧的教育制度废除,新知识分子及技术人才的兴起,主要归功于新教育制度的建立。

自新教育制度建立以后,共造就多少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特别在某一个年代,中国有多少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没有统计数字。为了方便,只能就在校的师生数作为示例。小学生不在计算之列,此处把各级学校的老师和中学以上学校的学生列为知识阶层,可以分成两个等级:一为下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包括小学教师。中等学校(包括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学生;二为上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包括大学教师。中等学校教师和大专学生。1909年,在学校的下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有147871人,上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有38197人,计共186068人。①

近代以来,发展教育被视为富强的一种快捷途径。自新教育制度建立以后,学生的数目即不断增加,到1923年,在校下层知识分子及技术人才达448620人,上层达58104人,总共506724人。②

1928年北伐完成以后,国民政府谋求各方面的建设,对教育的发展尤为注意。在抗战期间,对教育亦不忽视。抗战胜利后,各级学校迅速恢复,1946年,在校下层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达2825863人,上层达229687人,总共3055550人。③

假如以1909年(宣统元年)代表清末,1923年(民国12年)代表北京政府时期,1946年(民国35年)代表国民政府时期,在校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数,国民政府时期为北洋政府时期的6倍,为清末的16．4倍,为清末整个士绅阶层的2．1倍。

自新教育制度建立后,不仅受教育的人数增加,学习的内容几乎也完全改变。关于新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的专长,如以全国为范围,并无统计资料可循,但在校大专学生各科系的人数,也许可以作为示例。譬如在1928～1937年间,历年大专学生的数目从25178至44167不等,各科系的学生在全部学生的比例上,有的科系是逐年上升的,有的科系是下降的。在比例上下降的科系,学人文的从21．7％降至13．3％,学法政的从37．6％降至22．8％,学商的从6．7％降至5．9％。在比例上上升的科系,学医的从3．9％升至39．7％,学工程的从11．0％升至18．5％,学自然科学的从7．6％升至14．3％,学教育的从6．6％升至7．9％,学农的从4．1％升至5．8％。[20](p525～526)另一种示例是留学生所学的科系,以1909～1929年清华大学1268个留美学生为例,学工程的占32．33％,学科学的占10．99％,学医的占5．19％,学农的占3．63％,学军事的占1．94％,学人文的占5．54％,学音乐的占0．25％,学社会科学的占23．84％,学法的占2．77％。[18](p111)

近代以来,归国留学生构成社会领导阶层的重要部分,汪一驹依据伍海德(H．G．W．Woodhead)所编的中国年鉴(TheChinaYearbook)中的人名录(Who’SWho)所作的统计,在历年所列载的名人中,归国留学生所占的百分比,1916年为49．5％,1923年为52．5％,1932年为68．8％,1939年为71．0％。[18](p177)地质学家如丁文江,工程师如詹天佑,工业家如穆湘玥,物理学家如李书华,数学家如陈省身,文学家如鲁迅,外交家如颜惠庆,教育家如严复。蔡元培和胡适,均为留学归国者。[18](p82～85,378～421,465～470,473～474)

四现代工商阶层的形成

传统中国为农业国家,工商人士在社会上的地位不高。所谓工商人士,近代以来包括贸易商。矿业家。银行家。从事金融活动者,以及服务运输业的经理人,由于人数渐多,已形成一个阶层,称为工商阶层。中国工商人士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虽可上溯至晚明,主要是19世纪中期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以后的事。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工商阶层约有七类人,即盐商。行商。买办。钱庄和票号及银行业者。制造业者。矿业者。以及一般工商界人士。盐商最早成为社会上的有钱阶层,因为他能垄断盐的制造和运售。盐商为增进其家庭的社会地位,供应子弟参加科考,在1649～1801年间,有143个进士来自盐商家庭,在1646～1800年间,有346个举人来自盐商家庭。[21](p83)到太平天国之乱时,由于许多盐商城市(如扬州)为战争所毁,导致盐商的衰弱,但盐商人数仍然很多,譬如在民国初年,只两淮盐区,就有35000个盐商。[22](p148,157～158)

行商指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他们自1720年以后获得对外贸易的特权。[23](p24)从1720年至1842年开五口通商,广州是中国惟一合法从事海上贸易的地方,对外的丝。茶。棉,以及非法的鸦片贸易,都操纵在行商手里。1842年以后,行商的影响力渐减,因为有更多的口岸可以从事对外贸易,而行商的对外贸易特权也已废止。到1856年英法联军前夕,由于亚罗船事件,广州的行商区被广州群众所焚,行商乃归于式微。[24](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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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第53。70。78。62。69页和陈启天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第96。112。125。127。134。152页统计。

②据民国十五年中国年监(日文版),第461～497页统计。

③据郑世兴中国现代教育史第217。223～224。230。238。243。244。254。298。303。304。310。311～312。319。336各页所列数字统计。

继行商而起的重要商人是买办,他们最初受雇于行商,为行商职员。在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特权于1834年废除后,许多外商在中国雇用代理人,掌管银钱,并监督手下雇用的一些中国人。在行商制度消失之后,买办即变得重要。[24](p43)买办的数目,1854年约有250人,1870年350人。最初买办多为广东人,后来浙江人。江苏人增多。在1920年代的100个著名的买办中,43个为浙江人,31个为江苏人,7个为广东人,1个为安徽人,1个为江西人,3个籍贯不详。有些买办,如唐景星。郑观应和虞洽卿,投下许多资本在新式工业。矿业上,他们被视为外国资本家的走狗,但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确也有贡献。[25](p51～54,100～102,114～136)

银行金融业者,在清末民初,势力较大的有两类,传统的一类叫钱庄,起源于南宋时期。民国初年资本额在4000元以上的钱庄至少尚有1500家。现代的一类是银行,在1896～1937年间,有390家银行建立。在1936年,有25652人在164家银行及其1332家分支机构工作。清末民初的著名银行家有盛宣怀。梁士诒。朱葆三。叶景揆。张嘉璈。钱永铭。胡筠。陈廉伯等。[26](p51,54,67～82)

制造业为工商业的主体,这方面有成就者甚多,苏云峰统计的377个民初商人中,制造业者101人(将所列制药业者并入),占百分之26．8％,著名的如胡文虎(制药)。张謇(纺纱)。穆湘瑶和穆湘玥兄弟(纺纱)等。[26](p59,76,72,82)

矿业家的人数不多,但因为采矿为新兴的行业,也有人因采矿有成成为工商业界的名人,如周学熙(皖人)。李国钦(湘人)。殷楚贤(湘人)等。[26](p70～72)

其他工商界人,范围至广。仅就苏云峰的统计,可列表如下。[26](p59)

统计中的377人,一般商人130人,占34．5％。由于一般商人成名者不多,在整个工商阶层中的人口比例,当较34．5％为高。

就工商阶层全体而论,其影响力是日渐增加的,特别在各地商会普遍成立以后。商会是1902年由清政府鼓励而设立,到1908年全国31个大城市和135个小城镇中都有商会设立。[27](p217～218)到1910年,全国商会会员达20万人,其中广东人占13．1％,江苏人占11．4％,直隶人占8．8％,浙江人占8．7％,其他各省人数较少。[28]民国初年,商会及商会会员人数继续增加,1912年有商会800个;1915年有商会1242个,会员25万人;1919年有商会1447个。[27](p218,220)

在1920年前后,工商阶层相当活跃。他们参与了联省自治运动。新文化运动。社会改革(如教育。国民卫生)运动,也参加了一连串的罢市(如在五四。五卅运动中)。在这种情形下,商人对公共事务的关切,从一市,到全省,到全国,逐渐扩大。在1920年,天津有一个丝商名赵俊卿(原资料为ChaoChun-ching),在天津商会中表示,工商界应负起国家福利的责任。在1921年末,有人在上海的全国总商会中讲演,表明工商界人士了解国家的处境。了解国家的需要,可以把他们的经验与知识贡献给国家,并表示只有工商银行界及教育界人士有余暇和经验而关怀国家,并能受到人民的尊重。[27](p225)另一方面,到1926～1927年,上海的金融界领袖逐渐与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接近,他们支持蒋介石的国家统一运动,协助打倒军阀,因为军阀的战争对金融业的发展是有妨害的。[29](p95)

大体说来,工商阶层的人多集中在沿江沿海各省的城市,其人数在整个中国人口结构中所占的比率不高。据估计,在1920年代,中国工商阶层约有一千万或稍多一点[26](p57),约占全人口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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