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列出的“儒服乃殷服”的论据主要有两条，《墨子•公孟》中公孟子把儒服称作古服，胡先生认为这个“古”就是指殷朝，另一条是以“章甫之冠”为证。冯友兰先生对此进行了一番辩驳。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关于服饰方面发生了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服饰，原来的服饰就成为了“古服”，所以公孟子把周服说为古服，是相对于当时出现的许多新款服饰而言。儒家是保守反对变革的，他们不会追随潮流的变化。所以儒家人言服成为了“古言服”，然而这仍是指周服。  至于“章甫之冠”这条论据，冯先生的反驳更有道理。章甫之冠源于殷，周继承了这一习俗，两者的文化风俗有相容的部分，所以带章甫之冠的人就未必一定与殷相关，这一条不能成为胡适先生“儒服乃殷服”结论的铁证，存有明显漏洞。按，胡先生对孔子“不知儒服”那段文献中的解释不免牵强，按照文意，孔子年少居鲁，穿着大袖的衣服，长大后居住在宋国，带着章甫之冠，这表达的是入乡随俗之意。胡适先生将“其服也乡”解释为孔子把儒服看成是自己故国的乡服，显然是为了论证“儒服乃殷服”而作了过度引申。论文网

关于“儒的宗教是殷礼”和“儒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柔逊的人生观”，胡先生又提出以下几条论据：一、“三年之丧”为殷独有，周不实行，儒家继承了三年丧制；二、以《易经•需卦》和《正考父鼎》来解释“儒”柔逊的人生观。对此冯友兰、郭沫若、钱穆、贺次君、李源澄等先生都曾撰文反驳胡先生的观点。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先生从甲骨文中找到材料，证明殷代并没有“三年之丧”制。由于上述驳论大多利用古文献资料，并不能对胡适提出的几条论据作有力否认，所以在这以后，“说儒之争”依然持续数十年之久，在学界尚未形成大家一致认同的定论。

除了章、吕两位先生，冯友兰、钱穆、郭沫若等在“儒”之起源问题上，仍旧坚持传统的“诸子出于王官”论说。如冯先生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官失其守，一批有知识文化的专家开始流落民间。他们不再专为贵族服务，为了谋生以教书相礼为业。所以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儒成为了一种职业。 钱穆与冯氏观点类似，他认为儒者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被称为术士。他们掌握六艺后，就得以进身贵族，成为家宰、小相这类陪臣。孔子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做官，他的弟子也如此。因此儒者是当时社会上的一种流品。 这种关于“儒”之起源的观点实际可概括为是从西周王官到东周的一种职业演变。冯先生的“儒职业说”究其发端，实质是吸收借鉴了傅斯年的观点，后者曾明确提出“战国诸子除了墨子外皆出于职业”。他认为诸子百家的出现是由于才智之士在一个特殊的地域文献综述，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以一种特殊的职业为生。 

此后郭沫若在《驳说儒》一文中认为“儒”的来源是春秋时走到末路的祝、宗、卜、史一类贵族。还借此反驳胡适提出的“儒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人生观”之论点。郭氏认为正是由于“儒”来源于祝、宗、卜、史这类贵族，他们最初不从事生产，是生产的消费者，所以他们的筋骨是柔的，因而可从这个角度解释许慎提出的“儒，柔也”。可见，郭先生也是认同冯友兰、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儒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种职业的说法的。具体来说，因为在春秋战国之际贵族政治崩溃以后，原来的上层阶级沦落为下层阶级，下层阶级又成为新兴的上层阶级，他们不懂礼、乐，他们曾经是“礼不下庶人”中的庶人，但当他们成为上层阶级后就会有礼乐的需要，所以原来的上层阶级为了谋生，便以教书相礼为职业。这是儒的“职业化”，他们从不事生产变为了生产者。 关于“儒”名称的问题，郭沫若在认同章太炎儒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基础上，又别有新解：秦、汉以后把术士称儒，是对儒名的滥用，古之术士并非素有儒称。儒本来应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在孔子以前就存在，但也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产物。这是西周奴隶制崩溃以后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