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柯尔律治生活的年代历经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故：工业、法国大、拿破仑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和一系列的政治变革。在当时，工业文明以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逐渐取代农业文明。这种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冲击与颠覆原有的社会秩序。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可怕的转型焦虑之中。针对这种情形，柯尔律治认为自己作为有责任心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义务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他分析、探究社会问题的根源，并就此开出自己的药方。柯尔律治将文化救赎的责任赋予了《古舟子咏》的老水手与《论教会与国家建制》中的知识阶层。不过，他的这种文化救赎的努力终归难遂人愿，但这种努力本身对英国社会特别是知识界却影响深远，值得我们深入探究。90041

毕业论文关键词：《古舟子咏》； 柯尔律治； 文化救赎

Abstract  Coleridge lived through unprecedented social change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Napoleonic wars, and the resulting social unrest and a series of political change。 At the time,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 an irreversible trend gradually replac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his ki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evitably impact and overthrow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ety as a whole into a terrible anxiety。 Aiming at this situation, Coleridge thought myself as a responsible and conscientious intellectual, have an obligation to put forward their own solutions。 His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root causes of social problems, and their prescriptions。 Coleridge to given the responsibility of cultural salvation "" ancient after singing" the old sailor and intellectuals in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church and state。 This cultural redemption of his efforts,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work out, but the effort itself in British society especially intelligentsia is far-reaching, is worth further exploration。源Q于W优E尔A论S文R网wwW.yOueRw.com 原文+QQ75201,8766

Keyword: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Coleridge； Culture Salvation

目    录

引言 4

（一）《古舟子咏》：文学想象 5

（二）《古舟子咏》：文化救赎 7

（三）知识阶层与理想社会的愿望 10

结语 15

参考文献 17

致谢 18

   引言

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生活的年代历经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故：工业、法国大、拿破仑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和一系列的政治变革。在当时，工业文明以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逐渐取代农业文明。这种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冲击与颠覆原有的社会秩序。伴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大量人力被机器取代，失业问题日趋严重，社会贫富日益加剧，穷人生活每况愈下。农民骚乱、产业工人的破坏机器行动、各种大小规模的抗议游行时有发生，英国社会阴云密布，大有步法国后尘、走上暴力变革之途的前兆。可以说，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可怕的转型焦虑之中。针对这种情形，柯尔律治认为自己作为有责任心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有义务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他分析、探究社会问题的根源，并就此开出自己的药方。来自优Y尔L论W文Q网wWw.YouERw.com 加QQ7520~18766

人们普遍认为，柯尔律治一生中经历了较大的思想转变，即从早年的激进主义到晚年的保守主义。且不论这种观点确切与否，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一以贯之的作为文化先知的情怀。作为一个先知式的人物，他既攻击贵族、精英制，同时也批判民主主义的不足并致力于使之完善；他既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又是激进主义的批判者 。如果说法国大的血腥使柯尔律治转向保守，那也只是他那“文化先知式的义愤”（prophetic indignation) 使然，也正是这种同样的“义愤”使他早年变得“激进”。对于自己的心路历程，柯尔律治在其去世前一年（即1833年）的一封书信中这样写道：“从一开始，我就寄希望于通过个人心智的培育以及个人之间的道德影响来促进人类的进步，舍此别无他法。简言之，即通过‘福音’（The Gospel)。我在第一部散文作品《致民众书》中是这样说的，当时我23岁；现在我63岁，仍然坚持这一观点。” 在此，表面看来，柯尔律治强调的是宗教的力量，但我们通过阅读其晚年的《论教会与国家的建制》一书可以清楚地意识到，柯尔律治将“福音”的概念泛化为广义的文化；而我们也不难发现，柯尔律治在其大量著作中，试图通过传播他自己的“福音”来应对处于转型阵痛期的英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挑战。著名学者威利指出：“柯尔律治的文学和智识洞见使他站在一个制高点上，从这里，他可以俯视这个国家在19世纪的未来状况，并先行回答时代精神随后要提出的种种问题。” 柯尔律治谴责功利主义、物质至上主义，将传承与发展文化以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使命赋予他所称的“知识阶层”（clerisy)。柯尔律治几乎终生都探寻何为真正的自由学者，其责任何在。在他看来，一个学者不应独坐书斋，而应关切民众，“以其学识助民众理解其使命，并力促其实现”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柯尔律治将文化救赎的责任赋予了《古舟子咏》的老水手与《论教会与国家建制》中的知识阶层。不过，他的这种文化救赎的努力终归难遂人愿，但这种努力本身对英国社会特别是知识界却影响深远，值得我们深入探究。